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李佳琦 發布：2024-01-18 16:37:01
2023年10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和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這一重大概念，標志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篇的開啟。深化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體系化建構和學理化闡釋，弄清其“何以提出”“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對做好新時代新征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全面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時代背景和重大意義
習近平文化思想標注文化建設規律認識的新高度。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并推動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夯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物質基礎。但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實現，這就需要處于這個時代的政黨、國家和民族深刻把握歷史方位，從文化上層建筑層面主動引領時代發展。正是基于對文化在社會發展中地位作用極為深刻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充分認識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等原創性論斷，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不僅體現了我們黨對唯物史觀的依循，更體現了對文化理論的創造性發展，標注著我們黨對當今時代文化發展規律和趨勢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習近平文化思想賡續黨的百年文化自信自強的歷史根脈。近代以來，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反思、重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尋找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未來走向，成為潛藏于反帝反封建任務背后的深層課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開辟了中華民族文化建設和文化自信自強的新路徑。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作為自己的使命，提出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綱領和主張。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繁榮發展社會主義科技和文化事業。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突出文化建設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夯實思想認識基礎。新時代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斷發展進步，各個國家之間的文化競爭愈發激烈，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在全社會普遍涵養和增進文化自信，傳承黨的百年文化自信自強的理論品格，正當其時、恰逢其勢。
習近平文化思想聚焦及時科學解答時代課題的現實需要。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及時科學解答時代新課題”，強調“我們推進理論創新是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內的空想，必須堅持在實踐中發現真理、發展真理，用實踐來實現真理、檢驗真理”。習近平文化思想正是聚焦主要矛盾，準確把握時代的呼聲，科學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什么樣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怎樣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重大時代課題的理論結晶。新征程上，文化強國建設面臨的問題更為復雜、挑戰更為艱巨，置身于我國社會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邏輯大趨勢中，更能深刻體會習近平文化思想對于時代和實踐的深遠意義。
深刻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縱深
習近平同志在青年時期就對中國經典古籍、歷史文化書籍和中國古典詩詞展現出了濃厚興趣，這些閱讀和思考為他在后來形成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認識和科學態度打下堅實基礎。在地方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高度重視對歷史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展，身體力行推動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擔任福州市委書記期間，習近平同志對林覺民、冰心故居保護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親自主持推動故居修繕工程，還為福州市辛亥革命紀念館省外客人擔當講解員。擔任福建省代省長期間，為保護有“南方周口店”之稱的史前遺址不為礦山開采而摧毀，習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明確指出，保護歷史文物是國家法律賦予每個人的責任，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一直作為不可再生的珍貴歷史文物，不僅屬于我們，也屬于后代子孫，任何個人和單位都不能為了謀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壞全社會和后代的利益。這些論斷和舉措反映了習近平同志在歷史和時代發展大勢中正確對待歷史文化傳統的深刻歷史洞見和深邃戰略眼光。
習近平同志深刻闡明意識形態工作的本質地位和對意識形態安全的維護。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我們黨執政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日益嚴峻復雜，新形勢下全黨面臨“四大考驗”和“四大危險”的挑戰，由此更加凸顯加強宣傳思想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時代大背景和大氣候下，宣傳思想工作作為首要的前沿陣地，必須旗幟鮮明地展開正面斗爭。2013年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地位和意義，全面系統闡明了宣傳思想工作的基本職責、主要內涵、使命任務和原則方針，為做好新時代黨的宣傳思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余年來，我們黨始終把宣傳思想工作作為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擺在突出位置，積基樹本、創新發展，一刻也沒有放松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有力維護了國家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全面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深刻認識“四個自信”的生成和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全面推進，必須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的統一中加以把握。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談道：“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同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強調“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愈發凸顯，是因為在中華民族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文化自信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發揮作用的舞臺更為廣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對文化戰略地位和作用與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逐漸上升到新的高度，文化自信更加堅定，文化建設取得累累碩果。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又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成為習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大論斷。在“兩個結合”的語境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作為第一個結合的衍生體被提出的，從與現實國情的結合到與中國歷史傳統和思想文化的結合，意味著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入了新階段、新領域、新境界，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敘事角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針對理論和現實中存在的錯誤對待傳統文化或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文化等思想固化問題提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文化敘事體系內的理論創新，打開了更為廣闊的文化發展空間。
深入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豐富內涵和鮮明特點
習近平文化思想作為一個不斷展開的、開放的思想體系，不僅有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創造，而且有著清晰有力的文化工作部署，實現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是新時代新征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學指南，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加強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學習研究闡釋，要從整體上把握其主要內容，還要對其內涵和特點進行理論概括、深化學理闡釋，找準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魂脈”，更好發揮指導和引領實踐的作用。
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的辯證統一。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的辯證統一是新時代以來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重要理論總結，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鮮明特色。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的辯證統一，從根本上說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及黨和人民的關系決定的，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根本準則必須長期堅持和貫徹落實。針對意識形態領域黨的領導弱化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強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全面領導，旗幟鮮明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針對宣傳思想工作“誰來管”“如何管”“管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堅持黨性，核心就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堅定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宣傳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堅定宣傳中央關于形勢的重大分析判斷，堅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針對文藝工作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更好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強調文藝創作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解決好為什么人的根本問題，體現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創作出更多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宣傳思想工作的黨性和人民性在理論中相互依托，在實踐中相互確證，共同繪就了習近平文化思想中一條極為重要的線索。
堅持歷史傳承與時代發展相互促進。作為世界上唯一從未間斷傳承的古老文明，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厚滋養。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和精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重視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內容和鮮明特質，特別是其中關于中華文明在新時代如何實現創新發展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具有十分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一方面，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堅持守正創新，以科學態度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了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突出特性，揭示了文化自信的根本來源，強調要在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基礎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另一方面，堅定文化自信，以新的文化使命推動中華文明進入新形態，指引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方向，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文明新選擇。
堅持文化多樣與整合凝聚有機統一。在當今中國社會，多樣文化和社會思潮交織在一起，對社會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如何鞏固壯大主流意識形態成為文化建設貫穿始終的重要課題。百余年來，我們黨始終重視運用文化引領人民前進方向，通過推進文化建設為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匯聚力量。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地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從制度層面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沿著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前進，極大鞏固了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闡述了“兩個結合”的深刻內涵，指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強調：“‘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本身蘊含三重文明語境，是中華文明、現代化文明和社會主義文明時空交匯的結果。這種融合本身就是一種創新，不是簡單的物理相加，而是化學意義上的整合凝聚，使“魂脈”“根脈”和多重文明語境之間發生深刻化學反應，進而鞏固文化主體性，增進民族文化認同，迸發出更為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堅持以我為主與文明互鑒交叉融合。中華文明本身具有以我為主、兼收并蓄的基因。古希臘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皆因被殖民和外來文化入侵而走向衰敗，最終碎片化甚至中斷在歷史長河之中。唯有中華文明在積極吸收和融合外來文明優秀成果過程中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從黨的百年奮斗歷程看，我們黨很早就認識到文化建設要“以我為主”。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豐富發展了文化建設的原則方法，提出堅持文化發展要以我為主、洋為中用、辯證取舍，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不斷提升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明確了新時代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崇高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站在把握人類文明演進規律的高度審視和思考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對外傳播和交流互鑒。強調堅持以我為主并不是以我為尊、排斥外來，而是在尊重差異、理解個性的基礎上平等交流、互相借鑒。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呼吁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體現了寬廣、開放的國際視野。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要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表現為能夠交流互鑒的開放性文明形態，而不是孤芳自賞、自我演繹。這是由文明互鑒的規律所決定的，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又一突出特質和重要理論線索。
深刻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豐富發展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歷程和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突出了文化在黨的理論創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進一步豐富了黨的理論創新成果的內涵，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
習近平文化思想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現了對文化建設戰略地位和作用的深刻把握，進一步鞏固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本質理論的豐富發展；內在包含關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精神向度，追求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作用理論的豐富發展；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設和文化傳承發展規律，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對馬克思主義文明產生演進一般規律的創新發展；著力推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開辟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的發展空間，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發展進路的豐富發展。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時代以來我們黨文化建設理論創新和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是新時代新征程上文化建設的科學理論指南。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必須深刻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時代背景和重大意義，堅持學以致用，自覺貫徹落實到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全過程，譜寫更為絢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文化篇章。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