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心里的戰爭：移動媒介成為“魔彈”——手機等移動媒介的戰爭景觀、話語和模式論析
摘?要：移動媒介也是一種掌心媒介，隨著這一媒介的普及和使用，原來的戰爭傳播呈現出新的特征，傳播者可以通過它傳播，受傳者可以通過它接收信息。移動媒介把原來媒體間的戰爭變成了“掌心里的戰爭”。移動媒介和其他傳統媒介相較，更具有“魔彈”的力量。
關鍵詞：掌心里的戰爭；移動媒介；“魔彈”
魔彈論是傳播學的一種理論，意指傳播媒介擁有強大的力量，在它面前，傳播對象就像靶子被子彈擊中一樣毫無防備能力，常常被傳播媒介的信息內容所擊倒、征服。魔彈論因此也叫“槍彈論”“靶子論”等。其實，各種傳播媒介就是“魔彈”，是武器。在掌心時代，移動媒介（主要指手機）更像是被人操控在手里的武器，它所發送的信息就像一顆顆子彈一樣精準擊中同樣手持移動媒介的受眾。
戰爭作為奪人眼球的沖突性信息，往往是傳播媒介最熱衷捕獲、傳播的信息。普通受眾在第一時間就能通過自己的移動媒介獲得有關戰爭的新聞，戰地新聞能夠更輕易地被手持移動媒介的所有在場者向全球發布出去，圍繞戰場話語權的爭奪構成了“第二戰場”，戰爭雙方的戰爭宣傳工作更加得心應手。這一切形成一種新的“掌心里的戰爭”景觀、話語和模式。
一、掌心里的戰爭景觀
縱觀人類歷史，有關戰爭的記錄、報道不勝枚舉。這一切離不開媒介。而從媒介的特征看，任何一種戰爭記錄和報道都首先掌握在人的手心。巖畫、書籍、報紙等，莫不如此。從繪畫到文字，從信件到書籍，從聽覺偏向的廣播到視覺偏向的攝像、電視等，都是信息采集者、記錄者、傳播者雙手勤勞工作的成果。但這是特指傳播者一端有關信息的記錄、標記、存儲行為。而在信息接收的另一端，受眾接收信息的方式不一定需要手的參與。廣播需要調動耳朵，電視需要調動眼睛。這樣的“一個巴掌”就能拍響信息、拍醒受眾。然而，移動媒介的應用和普及，改變了舊的傳播模式，它需要傳播者和接受者“兩個巴掌”同時參與，才能完整地“拍響”全部傳播過程。
根據GSMA智庫發布的《2023全球移動經濟發展報告》，截至2022年底，全球獨立移動用戶數為54億，其中移動互聯網用戶數為44億。全球幾乎60%以上的人口都在使用移動設備。2024年初，這一比率進一步提高，全球有超過69.4%的人口在使用移動設備。這一現象不僅象征著技術的普及，也預示著信息傳播和社交互動方式的根本轉變。在這種框架下，移動媒體不只是通訊工具，它還是連接個體、社群與全球信息流的紐帶，同時也成為現代戰爭沖突中傳遞信息、影響輿論和塑造認知的關鍵載體。
傳統的戰爭傳播有幾大特點。一是信息接收者需要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下接收信息。海灣戰爭期間，很多人在電視屏幕前獲知前方戰場的景況，被稱作“起居室戰爭”。電視媒介的特征決定了信息獲取受到信息空間繭房的制約。二是戰爭報道是由專人負責的，這樣的記者往往被稱作戰地記者。如果戰地記者不到位，戰場信息就很難從戰場送出來。一直以來，美國和北約成員國都非常重視對戰地記者的遴選和管控。三是戰爭報道要經歷采集、編輯、審查、播出等一系列標準化、流程化的過程，才能從戰場信息轉變為媒體上的戰地新聞，如果有一環缺失，戰爭報道的流程都有可能中斷。
但是自從有了手機，特別是手機極大普及之后，戰爭報道的“景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受眾對于戰場信息的追求并不聚焦于場面的宏大和刺激，而在于真實和及時，所以省略掉后期編輯、裁剪和渲染的圖像反而更能取得受眾的信任。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戰爭、俄烏沖突、巴以沖突期間很多手機傳輸的畫面令人深信這些畫面確實來自于前線。血腥的場面更容易調動受眾的情緒，或激動，或憤怒。另一方面，以前必須由戰地記者完成的任務，現在因為媒介替換為手機等移動媒體，很多戰士、平民都加入了傳播者行列。亞阿戰爭期間很多戰場畫面就是由雙方的戰士用手機拍攝的；巴以沖突期間以色列無差別襲擊各國駐加沙記者，阻止記者對外傳播加沙實情，但其他戰斗成員和平民利用自己的手機彌補了報道不足的情況。手機等移動媒介開啟了戰爭報道的“掌心時代”，既彌補了傳統媒體的不足，也加快了戰場信息傳播的速度，還為戰爭報道的傳播主體、內容、渠道開辟了多元化的局面。
由此可見，任何時代的傳播都需要通過“掌心”參與和完成，但是過去的傳播是單向的、機械的，而現代的“掌心”是動態的、互聯的、多元的，允許個體不僅接收信息，還能創造和分享內容，從而參與到對話或沖突中。因此，當我們談論“掌心”時，不僅是指一個物理空間性的變化，更是一個充滿多種可能性的信息互動。
二、話語權的掌心博弈
敘事之于認知，好比彈藥之于槍炮。今天的移動媒介或掌心媒介以及它們所承載的敘事繼續扮演著“魔彈”的角色。在信息的洪流中，如何敘事、如何說服受眾，成為一場戰場之外新的博弈，最終構成戰爭報道的話語權爭奪。過去，大眾需要傳統媒體的程序式報道才得以了解戰爭景觀，可現在林林總總的戰爭景觀卻總是無所不報、無時不在地出現在掌心媒介上。除了職業記者或特派記者的報道外，戰爭中的士兵、平民、難民等利益攸關者都可以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些報道構成戰爭報道的總體景觀。這些景觀是關于誰的、是血腥場面還是慶祝場面、多還是少、有還是無等等，直接和受眾的判斷相關，和戰爭雙方所受到的輿論壓力或支持相關。有人分析以色列在最近的巴以沖突期間無差別襲擊各國記者，其原因既可能是無差別襲擊的結果，也可能是為了掩蓋戰場真相的“預防性”舉動。目前，俄烏沖突和巴以沖突除了沖突現場的軍事斗爭之外，雙方在“場”外的輿論空間也進行著激烈的較量。雙方利用各種國際性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國際社會各種力量也在各種媒體上形成對立。傳統媒體的立場一般是恒定的，依附于掌心的社交媒體才能更加明顯地體現出輿論場的激烈較量，這種較量不僅在當事國之間展開，也在整個國際社會展開，造成國際輿論的撕裂。當然，這種撕裂對于當事國來說是更重要的，因為輿論天平的傾斜必然對某一方形成巨大的外交壓力，最終改變戰爭或沖突的走向。
話語權的博弈在國際關系中已經越來越被重視，而對移動媒介以及高度依附于此的社交媒體的重視、利用、管控就會變得非常普遍。近20年來，美國對社交媒體的認知就發生了重大轉變。一直以來，美國國防部出于對網絡安全以及軍事行動保密的考慮，嚴禁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媒體站點訪問其計算機網絡，嚴格管控美國軍方對社交媒體的應用。但2010年2月，美國國防部制定新政策，允許軍方人員從其網絡訪問社交媒體，結束了對軍方人員使用社交媒體的禁令。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這則通知不是通過傳統的新聞發布會，而是在時任國防部長助理普萊斯·弗洛伊德的推特上發布的。這表明大批美國高級將領開始了主動投身社交媒體的實踐，進一步推動了社交媒體對美國軍隊文化的變革和影響。2022年8月15日，美國國防部發布了首個全部門社交媒體政策《社交媒體在公共事務中的官方應用》，將社交媒體納入美軍的組織文化中。從嚴格管控到主動運用，美國意識到如今在新聞發生時，人們首先轉向的地方之一是社交媒體。因此，爭奪社交媒體的敘事權和話語權將會使自己在軍事沖突的“熱戰”和輿論沖突的“冷戰”兩個戰場同步掌握有利于自己的主動權。對于美國軍方來說，政治敘事無關真相，重要的是形成特定的價值導向。
三、掌心時代的戰爭宣傳模式
歷史上，首先系統研究戰爭中軍事宣傳問題的是傳播學鼻祖之一哈羅德·拉斯韋爾。他在1927年出版的《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中指出宣傳是對敵斗爭的三大工具之一，其他兩種是“軍事壓力”和“經濟壓力”。他認為，“所謂宣傳，其實就是思想對思想的戰爭。” 戰爭宣傳更是戰爭的組成部分。戰爭宣傳不僅針對軍事人員，也同時針對平民。“平民的思想是經過新聞報道，而不是軍事訓練，才被統一起來的。宣傳正是幫助和支持這一過程的方法。”戰爭宣傳的目的有四個：煽動對敵人的仇恨；保持與盟國的友好關系；保持與中立國的友誼和合作；瓦解敵人斗志。在總的目標之下，戰爭宣傳要設定戰術標準，包括：引起特定群體的興趣；抵消不利的觀點；避免有可能招致反駁的謊言—言外之意是謊言并非不可采取，但不能讓對方輕易看穿。除此之外，還有學會抵消而不是隱瞞不利的觀點；斷言最后的勝利。軍事宣傳可以選擇任何一種可資利用的工具。
戰爭宣傳歷來是交戰雙方樹立信心、爭取民心、削弱敵軍意志的戰術，因為人們相信戰爭宣傳和戰場上的彈藥一樣具有殺傷力。中國古人很早就提出“上兵伐謀”“攻心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在實際戰術運用中也有過“四面楚歌”之類的典型戰例。古希臘、古羅馬歷史中，也有大量的關于戰爭宣傳的事例、人物等。近代以來的戰爭中，這樣的事例和人物更是比比皆是。二戰結束以后，意大利和德國都把失敗歸咎于宣傳不力。拉斯韋爾認為列寧和美國總統威爾遜都是善于宣傳的杰出代表。在現代戰爭中，由于掌握了更多的媒介和媒介技術，戰爭各方更加重視戰爭宣傳。而且，不僅在戰爭期間會采取宣傳戰術，在戰前、戰后都會進行戰爭宣傳，以達到丑化對手、占領道德高地等目的。甚至在和平狀態下，美國等西方國家更是常常采取戰爭恫嚇、戰爭威脅等戰爭邊緣宣傳手段，以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掌心時代的戰爭宣傳隨著媒介革新不斷發生變化，而且還面臨著形勢對其更高的要求。首先，戰爭宣傳將成為一種全天候的“戰爭”形式，輿論場會有爆炸式增長的各種軍事信息，其中有很多用于戰爭準備、戰爭預防以及時空轉移后的心理戰、認知戰、信息戰和宣傳戰等。這些宣傳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其次，用于戰爭宣傳的信息將變得更加密集、頻繁、多樣，許多信息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甚至真假難辨。由于擁有、使用手機等掌心媒介的人越來越多，這類戰爭宣傳的到達率、接受度會大幅提升，間接提高了戰爭宣傳的效果。依附于掌心媒介的社交媒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與受眾互動的機遇，使得戰爭宣傳成為一個雙向溝通和交流過程，顯著提升了情感動員的效果，使受眾感受到自己是宣傳活動的一部分，進而增加了宣傳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最后，戰爭宣傳表現出多元化、數字化、智能化等特征，借助于數據分析及算法技術，傳播主體能夠對不同受眾實施信息的精準推送，大幅提升了宣傳的精準度和“殺傷力”。
隨著ChatGPT、Sora等AI技術的加入，智能化將是未來戰爭宣傳的一大特征。它既能精確定位傳播對象，也能量身打造傳播信息；既能送達“不需要”的信息，也能制造虛假信息；既能設置議題，也能信息把關；既能讓信息在戰場暢通無阻，也能在戰場之外引爆新的沖突；既可能激化沖突，也可能緩和局面。一切取決于我們如何使用、主導這些新的技術。世界進入一個技術全面進步的時代，也同時面臨著各種風險和危機。無論如何，掌心媒介、移動媒介仍然是未來媒介的另外一大特點。掌握好手中的媒介，讓它完成“AI+”步驟，才能迎接新的挑戰。如果放眼更遠，未來的戰爭可能不僅是“掌心里的戰爭”，還可能是“視網膜戰爭”“神經元戰爭”，沒有這樣的預判，就難以讓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外國語言文化學院)
責任編輯：姜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