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借外嘴：在國際舞臺傳播好中國聲音——抗戰時期外國記者對我黨抗戰宣傳帶給我們的思考和啟示
摘要：在國際舞臺傳播好中國聲音是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提供有利思想輿論支持的具體體現。本文結合抗戰時期外國記者對我黨抗戰宣傳的實踐，圍繞創新對外傳播理念、深耕對外傳播內容、豐富對外傳播路徑三個層面，探討提高國際傳播能力的方法路徑。
關鍵詞：抗戰對外宣傳；外國記者；國際傳播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這既是對做好國際傳播的戰略部署，也是我黨國際傳播探索實踐的結晶。抗戰時期，我黨始終以開誠布公的自信之姿，為外國記者大開方便之門，積極配合采訪報道，贏得輿論引導主動權。回眸外國記者對我黨抗戰宣傳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結合抗戰時期外國記者對我黨抗戰宣傳的實踐，圍繞創新對外傳播理念、深耕對外傳播內容、豐富對外傳播路徑三個層面，探討提高國際傳播能力的方法路徑。
一、開誠布公，主動作為，創新對外傳播理念
抗戰期間，我黨主動作為，沖破國民黨頑固派對我的輿論圍堵。
沖破阻撓開展對外宣傳，化被動為主動。我黨歷來高度重視對外傳播工作。1929年，中共六屆二中全會首次提出“國際宣傳”概念，并在《宣傳工作決議案》中明確提出要“積極注意國際上的宣傳”。我黨還先后領導或成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南方局對外宣傳小組等機構，承擔對外傳播工作。化被動為主動，吸引外國記者赴根據地采訪報道，借外嘴發聲，成功向外宣傳介紹了我黨主張和作為，贏得更多理解和認同。這些寶貴歷史經驗啟示我們，要積極主動開展對外宣傳，把我國的發展道路、發展理念、發展方式宣傳好，把我國發展為世界發展所作的貢獻宣傳好；要注重做好“融冰”“釋疑”工作，突出宣揚與國外共情共通的理念訴求，擴大國際影響、塑造良好形象。
邀請外國記者來華訪問，轉他力為己力。抗戰時期，我黨盡最大努力為外國記者提供自由采訪報道環境。1936年春，上海地下黨組織在中共中央及毛澤東同志選擇一個“可以信賴的外國人”訪問根據地的要求下，邀請美國記者斯諾到陜北訪問。抗日戰爭爆發后，史沫特萊、勃脫蘭、斯特朗等一大批外國記者紛至沓來，都受到了我黨領導人的熱情歡迎。這啟示我們，面對美西方的抹黑攻擊，對外傳播需要充分發揮新聞發言人、新聞發布會作用，主動設置議題并積極提供新聞線索，釋疑解惑、回應關切，讓外國記者成為我“傳聲筒”與“代言人”，從而轉“他力”為“己力”，變“他塑”為“自塑”，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搶奪新聞發布第一落點，變不利為有利。抗戰時期，國民黨出臺各種新聞管制措施妄圖鉗制輿論，徹底抹殺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功績。“皖南事變”后，美國記者貝爾登擬發“皖南事變”的電訊全文被檢扣，《密勒氏評論報》因刊登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稿件而被查禁，周恩來多次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并為其提供國民黨破壞國共合作相關材料，斯特朗及時將材料交予《紐約先驅論壇報》發表，使得“皖南事變”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由此可見，做好當前對外傳播，同樣需要未雨綢繆。要準確把握局勢，儲足輿論“彈藥”；要抓住對方軟肋，給予有力回擊；要主動搶奪新聞發布的第一落點，有效引導國際輿論走向。
二、直面事實，凝聚共識，深耕對外傳播內容
抗戰時期，外國記者的報道能夠引發國際社會關注，貴在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并以西方受眾理解和熟悉的敘述方式，生動講述我黨的抗戰故事。
既報喜又報憂，以“實”服人。毛澤東同志曾多次批評“不調查、不研究、提起筆來‘硬寫’”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實踐證明，外國記者關于我黨抗戰的報道之所以膾炙人口、流傳甚廣，首先在于它足夠真實，幾乎不帶個人偏見地為國際社會呈現了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色根據地”。所謂“你不講中國的故事,別人就講中國的故事，你不講真實的故事，假故事就流行”，對外傳播切忌一味求穩、報喜不報憂，新聞工作者要把新聞真實作為永遠的職責追求和精神品質。
善于站在對方視角思考，以“近”動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意識到中西文化差異性，在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時特別注重講好“中國與世界的故事”“中國與世界共命運的故事”。比如，朱德同志在接受斯特朗采訪時說：“游擊戰并不是個新鮮事物，美國抗英的獨立戰爭曾廣泛運用過它；法國革命時期，人民曾用它來對付國民自衛軍”，一下子拉近了與外國受眾的心理距離。這啟示我們，對外傳播需要立足東西方文化的共通之處和人類共通情感，站在外國受眾的角度進行換位思考，以他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傳遞信息，更加柔性地表達我立場和主張，使其最大程度地卸下思想防備，最大程度凝聚共識。
巧用第一人稱敘述，以“情”感人。縱觀外國記者的報道，他們多用總結者、觀察者、見證者三種角色進行第一人稱敘述，并利用角色的轉換，使自身的個性、情感投射到新聞報道中。因此，新聞報道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充滿了溫情和力量，增加了報道的可讀性和感染力。由此可見，對外傳播應根據新聞題材有意識地靈活使用敘事人稱和巧妙轉換記者角色，改變模式化的敘述風格和宏大的敘事方法，多采用外國受眾特別是年輕人喜聞樂見的表達方式，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新媒體IP，讓新聞報道更具新意，更有人情味和吸引力。
三、另辟蹊徑，借船出海，豐富對外傳播路徑
在對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報道中，外國記者并不局限于單一的新聞報道方式，而是大膽嘗試當時相對“新穎”的影像媒介，取得良好傳播效果。
運用新興傳播技術，豐富對外傳播方式。19世紀末20世紀初，電影拍攝技術應用于新聞傳播領域，外國記者大膽嘗試用鏡頭記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對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塑造和提升產生重要作用。當時，外國記者對毛澤東、朱德等黨的領導人的采訪影像一經傳出，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響。由此可見，對外傳播方式的創新是優化傳播效果的重要手段。當前，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AR/VR等技術迅猛發展，推動新聞傳播手段不斷創新，技術先進、樣態新穎的融媒體產品持續涌現。要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對于對外傳播的牽引和支持作用，推動對外傳播形式創新、手段創新、內容創新，實現傳播效果最大化。
借助海外媒體平臺，豐富對外傳播渠道。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英勇抗戰的事跡之所以能向外傳播，既源于我黨的先進性，也離不開外國記者及其背后的媒體平臺相對客觀公正的報道立場，從而更易被國際社會信服。當前，社交媒體日益成為國際受眾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為對外傳播提供了新的載體和途徑。對外傳播不能忽視海外社交媒體平臺的重要性，應選擇合適的社交媒體平臺，根據平臺特點和受眾特征，制定有針對性的傳播策略，同時借助先進的信息制作技術，豐富新聞表現形式，不斷提升新聞的直觀性和趣味性。
構建多元外宣格局，培養對外傳播人才。當前，“多元外宣”已成為對外傳播可借鑒的新模式。抗戰時期，赴根據地采訪的外國記者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職業記者，二是自由記者，后者在某種意義上，就屬于當時的“多元外宣”力量。其中較為知名的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等人，成為當時美西方政府決策和國際輿論走勢的重要推手。由此可見，在自媒體異軍突起的媒介環境下，對外傳播既要仰仗主流媒體專業記者組成的“國家隊”，也要注重挖掘和培養民間宣傳力量，發揮其非官方身份優勢，以配合、支持國家發聲，雙管齊下，合力影響國際輿論。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空軍工程大學）
責任編輯：唐曉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