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抗戰初期我黨國際宣傳實踐及啟示
摘 要：“九一八”事變爆發標志著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華的開始，我黨自事變之初就開始進行國際宣傳實踐，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重，團結廣大人民群眾，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塑造了以“抗日”為核心的政黨形象。探究抗戰初期我黨國際宣傳實踐，對當前我黨我軍國際宣傳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抗戰初期；國際宣傳；主題內容；媒介布局；實踐啟示
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高舉民族大義之旗，積極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罪行，通過《救國時報》、“紅中社”等多種媒介，借助外國記者、民主人士等多種力量發出我黨抗戰之聲，進行最廣泛的戰時輿論動員，塑造了以“抗日”為核心的政黨形象，在宣傳主題、斗爭方式、聯合力量等方面，對當前我黨我軍國際宣傳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抗戰初期我黨國際宣傳的主題內容和媒介布局
局部抗戰爆發后，日本開始了從東北步步蠶食中華大地的進程，吞東北、進關內、占熱河、侵華北。面對國民黨的一味妥協政策，團結和聯合最廣泛的力量，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成為這一時期我黨國際宣傳的主基調。
（一）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徑
“九一八”事變后，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1年9月30日，中國共產黨就連續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等三篇宣言與決議，宣稱日本對中國東三省的占領“不過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的實現”。上述三篇宣言與決議，提出我黨對東北淪陷的明確態度，號召民眾“一致反對日本強暴占領東三省 ”。這一堅決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奮戰到底的態度，成為整個抗戰時期，我黨抗戰話語體系構建的基調和前提。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后迅速發聲，體現了我黨對這一關系到民族危亡事件的重視與關切，諸多宣言的發表，也形成了規模效應，表達了我黨鮮明立場，塑造了我黨堅定抗戰的政黨形象。
（二）揭露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一·二八”事變爆發后，遠在德國的中國華僑，在胡蘭畦等人的帶領下，成立了“旅德華僑反帝同盟”，該組織作為中共旅德黨支部（德共中國語言組）的外圍黨組織存在，吸收了很多中共旅德黨支部成員。他們積極通過出版刊物，撰寫文章來揭露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該組織還出版了《反帝》月刊，作為該組織的機關報，宣傳反帝反法西斯和抗日救國的思想，同時，在刊物上刊登國內抗戰的相關新聞。此外，“旅德華僑反帝同盟”還專門創辦了一個不定期刊物《道德經》，主要用于控訴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投機叛國的丑惡行徑和漢奸行為，揭露國民黨特務的真實面目。
（三）積極構建國際宣傳媒介機構
1929年，在黨的六屆二中全會上，我黨對中央宣傳部進行了機構調整優化，下設五科兩委。五科即“審查科、翻譯科、材料科、統計科、出版科”。其中翻譯科的主要職能是翻譯各種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國際上關于政治經濟革命運動、蘇聯狀況及各兄弟黨的材料。設立該科的目的就是為了學習先進理論和更好地了解國外輿論，它也成為我黨抗戰初期搜集獲取外界信息和對外宣傳我黨抗戰思想的重要機構。
在海外，1935年在莫斯科創辦的《救國時報》成為抗戰初期我黨發聲的重要媒介，《救國時報》在向世界宣明我黨政策綱領、傳播我軍長征信息、“團結國內外各界，爭取全民抗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據吳玉章回憶，它的發行范圍遍布43個國家，發行量達兩萬多份。
此外，伴隨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建立的“紅中社”，也在抗戰初期向世界發出“紅色電波”。“紅中社”是我黨在革命根據地第一個用無線電臺播發新聞的通訊社。由于“紅中社”電臺功率較小，無法傳遠，我黨專門在西安設立大功率電臺，專門轉發“紅中社”消息。這部電臺在1936年8月開始正式工作，遠至南亞、日本甚至蘇聯都能收到訊息。這對于我黨向世界揭示西安事變真相，傳達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抗戰初期我黨國際宣傳的主要方式
抗戰初期，我黨在國際宣傳上的基礎設施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體制機制尚未建立。但是，我黨善于借助外國記者、國際會議、民主人士等外界力量，向世界表明我黨反帝抗戰的堅定決心。
（一）通過外國記者改變公眾認知
埃德加·斯諾對我黨陜北蘇區的采訪，不僅打破了我黨因國內革命戰爭導致的長達10年對外“靜默”，而且其在采訪中獲取的資料之多、與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接觸之密切、采訪對象之廣泛都開外國記者之先河。從1936年11月起，斯諾便開始將采訪內容陸續在美國媒體上發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毛澤東與斯諾的長篇談話、美國《生活》畫報還刊登了70余幅斯諾在陜北蘇區拍攝的照片。斯諾供職的英國《每日先驅報》專門為斯諾在頭版開辟專欄，連載斯諾在陜北蘇區的采訪見聞。一時間，陜北蘇區的新聞熱在全美爆發，先后有30多家美國報刊發表了斯諾采寫的新聞。1937年10月，斯諾將在陜北蘇區的采訪整理撰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在英國出版，大受歡迎，僅當年年底銷量達20余萬冊，次年又在美國重新出版，旋即被評為美國有關遠東“非小說讀物”中最暢銷書。后來，《紅星照耀中國》又被譯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幾種文字出版，風靡全球。斯諾的采訪以西方人的視角和思維，將采訪見聞在所發新聞和著述中進行詳盡描述和介紹，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際受眾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其所造成的影響是轟動性的，對我黨抗戰初期堅定抗戰形象構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借助國際會議宣傳抗戰理念
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上最集中的一次發聲是參加1932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世界反戰大會，所收獲的關注最多，影響最大。雖然當時江西蘇區的中華蘇維埃政府由于國民黨的封鎖無法從國內派代表參加，但還是向大會發出賀電，并派柏林支部的向君實以及“旅德華僑反帝同盟”成員杜任之等人和在阿姆斯特丹的兩位中國海員參加會議。
中、日、朝三方代表共同起草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聯合宣言，宣言印為英、德、法三種文本，供與會代表參閱。同時，中國代表團還專門向大會主席團提交旅德華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提案，并為大會所接受。中方代表還與日、朝代表連續發表演講，共同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號召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三）爭取民主人士發聲重申我黨聯合抗日主張
抗戰初期，由于國民黨的封鎖，我黨直接對外發聲幾乎無門，而民主人士有天然的政治身份優勢。因此，爭取民主人士發聲成為我黨國際宣傳的重要途徑。1932年1月13日，《大美晚報》和《大陸報》的美國記者伊羅生，就是在民主人士宋慶齡和魯迅的支持下，于上海租界區創辦了中英文合印的《中國論壇》，為重申我黨聯合抗日主張發揮了積極作用。
華北事變前后，我黨先后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宣言》《為國民黨出賣平津宣言》《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國民眾》等多個宣言，抗議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重申我黨聯合抗日的主張。在這一時期，即便面對國民黨來勢兇猛的“圍剿”，我黨仍然強調“停止進攻，就可聯合抗日”，這一呼吁為我黨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和愛國人士的認可與支持。最為明顯的效果是，就在這次宣言發表后不久，1933年11月下旬，福建事變爆發，李濟深、蔡廷鍇、蔣光鼐等人發動福建事變，并立刻與紅軍簽訂反蔣協定，聯共抗日。
三、抗戰初期我黨國際宣傳實踐啟示
回溯抗戰初期我黨國際宣傳實踐歷程，對今后我黨我軍做好國際宣傳工作有很好的啟示與借鑒意義。
（一）塑造以“抗日”為核心的政黨形象
抗戰初期我黨通過自己的國際宣傳，向外界呈現了我黨頑強對日作戰、戰績戰法優勢突出、根據地建設政治經濟民主、黨的領導人極具人格魅力、積極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依靠群眾、堅持獨立自主的形象特點等等。在這諸多形象特點中，“頑強抗日”的形象是我黨抗戰初期重點塑造的形象，處于核心位置，其他所有形象的塑造為這一形象的構建服務。
當前國際宣傳中，我們同樣也面臨著塑造何種政黨形象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在變，但我黨的性質和宗旨并沒有發生變化，一百年前的“抗戰”說到底也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宏偉目標服務的。因此，這一內容仍然應該成為我黨當前形象塑造的核心內核。
（二）通過戰時輿論動員尋求利益連接點
戰時輿論動員，是指通過運用各種信息傳播載體進行有針對性的精神激勵和意志凝聚,在全球范圍內影響公眾信念、意見、情緒和態度,以爭取有利于己的輿論環境的一種動員樣式。根據拉斯韋爾的說法，在戰爭當中，“僅僅動員人力和物力是不夠的，還必須進行公眾輿論上的動員。”我黨在抗戰初期進行輿論動員的核心要義就是引導搖擺不定的人意識到打退敵人是反法西斯人民共同利益所在。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抗戰初期我黨通過國際宣傳發揮輿論動員效用至少有三：一是廣泛爭取外援；二是直接吸引海外華僑回國參戰；三是國際友人用實際行動援助我黨抗戰。
當前，戰爭形態和戰爭制勝機理不斷演變，隨著“信息化混合戰爭”逐步成為戰爭形態發展的主流趨勢，它呈現出正規戰與非正規戰交織，兵民身份模糊難辨，作戰空間多維等新特點，即以“巧實力”為牽引，依托軍事、政治、經濟、外交、輿論等方面的“合力”，形成作戰優勢。回溯抗戰初期這段歷史，我黨所進行的最為廣泛的戰時輿論動員就是這種理念踐行的典范。在當前國際輿論宣傳斗爭中，我們應該繼續秉承這種理念，運用各種手段方式，宣傳道義在我、法理在我、正義在我，進行最為廣泛的輿論動員，用世界認可的價值理念打通與外界民眾的利益“連接點”，打贏輿論戰爭主動仗。
（三）“聯合最為廣泛的力量”發出我黨聲音
回溯抗戰初期我黨的國際宣傳不難發現，在媒介布局和實踐活動上面，既有我黨獨立自主奮斗的成果，也有廣泛借助外力、尋求他方平臺發聲的情況。應該說，借助外力保證了我黨在力量較為薄弱的情況下，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傳遞我黨的政策主張，為團結廣大人民群眾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發揮了重要作用。
縱觀抗戰初期我黨國際宣傳實踐，無論是海外創辦的《救國時報》、參加世界反戰大會，還是聯合民主人士、依靠外國記者，都是為壯大我黨聲效服務的。這對我們做好當前國際宣傳是有深刻啟示意義的。
當前，我國的國際宣傳能力有了長足進步，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所占比重也越來越大。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際輿論形勢依然復雜，西方世界對我國仍有誤讀和偏見，話語權的爭奪依然嚴峻，軟實力的較量依然激烈，我們在國際宣傳實踐中仍然會遇到“聲音傳不遠”“傳到不致效”“致效受誤解”的尷尬。因此，“借船出海”，聯合最為廣泛的力量進行國際宣傳，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無論是國外友我名人政客，抑或是外國友好團體組織、專家學者、媒體記者，還是各種時機場合召開的國際會議，都可以成為我黨發聲致效的重要力量和陣地。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軍事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