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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軍事記者》編輯部

出版 解放軍報社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北京報刊發行局

國內統一刊號 CN11-4467/G2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ISSN1002-4468

國外發行代號 M6261

本刊代號 8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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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每期定價 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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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拿筆 右手拿槍

作者:■危立平

摘 要:紅軍長征既是一次曠古絕世的長途跋涉,同時也是一次規模宏大的宣傳之旅。在極其嚴酷的環境下,紅軍將士一邊戰斗,一邊通過寫標語、發傳單、辦報紙等有效方式,積極宣傳黨的主張,擴大黨和紅軍的影響,其豐富的宣傳實踐經驗至今對我們仍有重要啟示作用。

關鍵詞:紅軍;長征;宣傳工作

1934年農歷重陽日夜晚,人類歷史上一次驚心動魄的軍事遠征從于都河畔啟程。對于這以后的故事,無數人津津樂道。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中央紅軍在走向于都河時,攜帶的各類宣傳品多達200多萬份。3個月前,當紅七軍團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出發時,攜帶的各種宣言、布告和傳單共100多萬份。而一年后,當紅二方面軍從湘鄂川黔根據地突圍時,同樣攜帶了160多萬份宣傳品……長征這次史詩般的遠征,從一開始就已經注定,將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的一次盛大的宣傳之旅。

紅軍在長征途中大力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紅軍的性質、目的、任務,瓦解了敵軍的斗志,鼓舞了紅軍的士氣,使沿途的人民群眾了解共產黨、擁護共產黨,了解紅軍、支持紅軍,為紅軍勝利完成長征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如果說兩萬五千里長征是一組凱歌、一部史詩,而那些散發著油墨清香的報刊傳單、朗朗上口的紅軍歌曲、深入人心的標語口號則是用智慧、汗水乃至鮮血譜寫的長征宣言書,這深刻地印證了毛澤東同志那句著名論斷:“共產黨是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2016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指出:“長征的勝利,宣傳了我們黨的主張,播撒下革命的火種,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鞏固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使黨牢牢扎根在人民之中。”

一、鼓角爭鳴萬里行

紅軍從誕生之日起就擁有宣傳工作的“基因”。1927年9月,毛澤東同志率秋收起義部隊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領導三灣改編時,就為士兵規定“寫標語,貼標語,發傳單,演講宣傳”,士兵委員會“于紀念日或每月舉行工農紀念會,形式有演說、新(話)劇、京劇、雙簧、跳舞、魔術等”。

長征中的宣傳工作,始終伴隨著這支紅色隊伍。1934年10月9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出《關于準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各部隊“必須在沿途進行對群眾的宣傳工作,盡量地召集伙食單位的群眾會議,廣泛的進行口頭宣傳,散發和張貼宣傳品和在墻報上多寫標語口號(居民的和告白軍士兵的),特別要根據當地群眾迫切的具體要求,提出斗爭口號,領導群眾斗爭”。

在這份文件的指導下,紅軍宣傳部門專門成立了粉筆隊、鏨字隊(俗稱鉆花隊)等宣傳隊伍,每到一處都撰寫標語、書寫口號、發放傳單,通過簡潔明快、通俗易懂的宣傳工作來瓦解敵軍、教育戰士和爭取群眾。

1934年12月5日,紅軍機關報《紅星》報發出“實行連隊寫標語競賽”的號召:“一、凡是能寫字的戰士每人練習寫熟一條至十條標語;二、每人每天都寫一條至五條標語;三、標語可用毛筆、炭灰、粉筆、石灰塊等書寫;四、凡是宿營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墻壁都要寫滿標語。”

1935年2月27日,紅軍總政治部又專門發出《關于各部隊立即動員遍寫標語的命令》,要求“各部隊立即動員自己整個部隊中凡能寫字的,用木炭,用毛筆,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門板上,遍寫下列材料十二條,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寫一條。”

在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政治機關的強有力領導下,紅軍部隊中,從高級指揮員到普通戰士,從軍政干部、宣傳隊員到進步群眾、識字的“紅小鬼”,無論是鏨字隊還是粉筆隊,都以飽滿的熱情投入標語宣傳的工作。此后,標語成為紅軍長征途中最主要、最常見的宣傳手段,紅軍足跡所到之處都留下了數以百萬計的宣傳標語口號和文告,其中有許多標語和口號至今仍清晰可見。

為了更好地完成宣傳任務,中央紅軍在長征之初,甚至帶著沉重的石制印刷機器。長征路上,《紅星》報編輯部的工作人員用兩條扁擔挑著4個鐵皮箱子,隨著中革軍委晝夜行軍。鐵皮箱子里裝著辦報的全部設備:一臺“鐘靈牌”油印機(為了輕裝,走到湖南時扔下,另外買了一臺手滾油印機),幾盒油墨,幾筒蠟紙,幾塊鋼板,幾支鐵筆和一些毛邊紙。一到宿營地,編輯人員就支起鐵皮箱子作辦公桌,常常在國民黨飛機的轟炸下堅持寫稿編報。就是在這樣極端嚴酷的環境下,《紅星》報留下了很多精彩歷史瞬間,使長征中紅軍將士的英雄事跡成為永恒的歷史記憶,定格在人民的心中。

當17位勇士強渡大渡河成功后,紅一軍團主辦的《戰士》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熱情洋溢地報道了這一英雄事跡。在前有敵軍堵截、后有敵軍追擊的危急關頭,編輯人員沉著冷靜,精心為這篇通訊制作了3個醒目的小標題:“120里的夜襲”“17個強渡的英雄”“模范的特等射手”,稱贊17位勇士置生死于度外,“不怕敵人火力猛烈,不顧水急的危險,至高地表現了他們可敬可愛的鐵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熱情、猛虎一般的勇猛”,進一步鼓舞了紅軍戰士勝利渡過大渡河的斗志。

臘子口戰斗勝利結束,翌日出版的《戰士》報發表了時任紅一軍團第二師政治部主任舒同采寫的通訊,在這篇700字的短文中,作者熱情贊頌臘子口戰斗“是戰略上的偉大勝利,這同時又是赤化川陜甘整個勝利的開始”,鼓舞紅軍將士乘勝前進,大量殲敵,為創造新的根據地英勇戰斗。

二、精神火炬永放光芒

在國民黨的話語體系里,紅軍的長征是一場“流竄”,但事實絕非如此。

在四川瀘定長征紀念館,收藏著這樣一幅順口溜式的宣傳品,常常引得人們駐足觀看,忍俊不禁:“你進攻,咱后退,你是咱的運輸隊,要想消滅咱紅軍,除非咱們打瞌睡。”從這些引人入勝的話語中,我們不僅看不到紅軍將士的慌亂與窘迫,反而處處能感受到他們對敵人的蔑視、對勝利的自信和笑對困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1935年夏,中央紅軍到達四川會理。在成功地甩掉了敵人的行軍路上,先頭部隊沿途丟下了許多破草鞋。紅軍宣傳干部黃鎮據此創作了活報劇《破草鞋》。在該劇的結尾,由紅軍指戰員扮演的國民黨將領“薛岳”“吳奇偉”各提著一串破草鞋向“蔣介石”匯報:“報告委員長,紅軍詭計多端,神出鬼沒,我們啥都沒撈到,只撿了幾只破草鞋!”這出戲惟妙惟肖、詼諧幽默,成為紅軍長征中最受歡迎的保留劇目之一。

在紅軍過草地之前,為激勵戰士戰勝敵人的騎兵,《紅星》報主編、總政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與楊尚昆的妻子、紅軍著名的歌唱家、戲劇教育家李伯釗聯合創作了《打騎兵歌》:“敵人的騎兵不可怕,沉著應戰來打他,目標又大又好打,排子槍快放齊射殺。我們瞄準他,我們打垮他,我們消滅他,無敵的紅軍是我們,打垮了敵人百萬兵,努力再學打騎兵,我們百戰要百勝。”

在毛兒蓋,李伯釗又根據此歌創作了《打騎兵舞》,運用歌舞的形式,具體指導戰士們掌握打騎兵的要領。據紅一軍團宣傳隊干部回憶:《打騎兵歌》及其舞蹈的推廣普及,對于紅軍戰士消滅國民黨騎兵發揮了有效的指導作用,以后紅軍遇到敵人騎兵,再也不感到驚慌失措了,一排子槍打過去,打得敵人人仰馬翻。

紅四方面軍在翻越黨嶺雪山時,幾乎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為了鼓舞官兵的斗志,紅軍宣傳隊員邊走邊打快板:“黨嶺山,高入云,沒有路,沒有草,山高高不過紅軍的腳背,雪厚厚不過紅軍的雙腿。同志們,快加油,翻過雪山有溫泉。”又累又餓的紅軍戰士,聽到快板后立即精神振作起來,互相鼓勵、互相照顧,順利翻過了皚皚雪山。

在長征時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的彭加倫在翻過雪山、走出草地后創作了一支《戰斗鼓動歌》:“紅色戰士呱呱叫,萬里長征不辭勞,艱苦來奮斗,噥嘟呀嘟喂嘟喂,艱苦來奮斗;天險的金沙江呀大渡河,雪山草地糧食少,一齊戰勝了,噥嘟呀嘟喂嘟喂,一齊戰勝了。”這支歌深受紅軍將士的喜愛,被大家一直唱到陜北。

艱苦卓絕的長征,在錘煉紅軍將士勇敢頑強的戰斗作風、勇往直前的革命意志的同時,也產生了一大批深入淺出、為廣大軍民喜聞樂見、集思想性和藝術性于一體的優秀宣傳作品。比如,朱德總司令在大涼山彝族地區發布的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總政宣傳部門譜寫的宣傳紅一、四方面軍會師的《兩大主力會合歌》,回顧長征戰斗歷程、歌頌長征偉大勝利、總結長征歷史經驗的《長征歌》等。

三、喚起民眾千千萬

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城。“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那天,毛澤東、朱德、博古等中央領導同志親自登臺宣傳紅軍的主張和政策,講的全是工農翻身當家做主、分田分地、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隨后的幾天時間內,整個遵義成為紅軍標語口號的海洋,滿城都是“轟轟轟,我們是開路先鋒”的歌聲。

貴州省錦屏縣一位名叫楊和鈞的侗族知識分子,讀了紅軍的標語、文告后深受觸動,于1934年12月26日寫下一首詩《板壁上的指南》:“趕場天或是平常,寨上的農民或是行人來往,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因為板壁上有農民的指南;這指南是紅軍留下的宣傳標語,它召喚窮苦農民站起來,打倒土豪劣紳分田地奪政權,扛起槍把東洋鬼子趕下海洋。”

對于紅軍宣傳工作的聲勢之大、影響之深,就連國民黨也不得不驚嘆。1935年5月14日,《云南國民日報》報道:“看,紅的標語,綠的紙張,貼滿了每個房屋的壁頭。”4天后,這張報紙又報道了紅軍所到達之處,不論墻頭、石上,都書寫紅色標語,張貼傳單、布告的場景。

正是憑借著強大的宣傳工作,紅軍從一支孤軍變成了群眾擁護愛戴、勝仗捷報頻傳的軍隊,長征也成為“一次喚醒民眾的偉大遠征”。

1935年2月,紅軍在貴州勝利四渡赤水,在朱德同志的親自領導下,經過深入細致的宣傳工作,被俘的國民黨軍隊吳奇偉部1800多人中,“有十分之八被鼓動加入紅軍”。

1936年2月,紅二方面軍第六軍團攻克畢節城后,經過宣傳動員,當地群眾對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出現了規模空前的參軍熱,一次就擴充紅軍3000多人。

80多年后的今天,長征路上的一條條標語、一聲聲歌唱已經走進了歷史,而紅軍當年燃燒著革命激情的輿論宣傳,仍在歷史的時空中激蕩、回響。

縱觀我軍發展史,“筆桿子”與“槍桿子”就好比左膀右臂,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長征的勝利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政治宣傳工作的勝利。可以說,哪里要打仗,政治宣傳工作就在哪里開展;政治宣傳工作做到哪里,哪里就能打勝仗。

毛澤東同志曾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也指出“我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四大家族”,可見我黨對“槍桿子”和“筆桿子”都非常重視。“槍桿子”是武裝力量的形象表述,是直接用來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物質武器;而“筆桿子”是思想力量的形象表述,是瓦解敵軍、從根本上消滅敵人的思想武器。當前,我軍正處于改革轉型、強軍興軍的關鍵時期,面對軍隊大改革、軍事大變革、形勢大變化,軍事新聞工作者必須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把宣傳工作貫穿到戰斗力建設各個環節,融入軍事斗爭準備全過程,為服務備戰打仗提供堅強的思想保證和強大的輿論支撐。

(作者單位:空軍政治工作部宣傳文化中心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