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后新聞實踐的重大作用
摘 要：李大釗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后所進行的新聞實踐，是他輝煌革命生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運用報刊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對革命青年辦報辦刊給予大力支持，在建黨后積極運用報刊指導工作。李大釗的新聞實踐，為我們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關鍵詞：李大釗；建黨前后；新聞實踐；重大作用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是最早在中國全面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杰出革命家。他最早指出中國要走“俄國革命的道路”；第一個鮮明提出成立中國共產黨。他領導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積極推動建立全國范圍的共產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在北方廣大地區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廣泛開展工人運動，積極建立黨的組織。1922年至1924年，他受黨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廣州之間，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為第一次國共合作作出重大貢獻。李大釗還領導北方黨組織配合五卅運動，配合北伐勝利進軍，開展反帝反軍閥斗爭，為大革命勝利推進作出卓越貢獻。
李大釗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后所進行的新聞實踐，是他輝煌的革命生涯中重要組成部分。“新聞事業是一種活的社會事業”，1922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新聞記者同志會成立會上發表演說時提出的這一重要觀點，也是他對報刊出版和新聞事業的科學定位。他對黨建和新聞事業的不懈追求和光輝業績，將彪炳史冊。
一、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者
李大釗在青年時代，目睹了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學生時代的李大釗，就對以報刊為主要載體的新聞事業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期間，就主編了北洋法政學會刊物《言治》月刊。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日本傳播較早，1904至1905年，《共產黨宣言》日譯本開始出版。1913至1916年的3年間，李大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開始閱讀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說。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期間，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教授河上肇已經將馬克思的《資本論》翻譯成日文，這使李大釗能夠接觸到馬克思的學說、學習馬克思主義。這期間，李大釗主編或參與編輯了留日學生進步社團神州學會的機關刊物《神州學叢》，以及留日學生總會的機關刊物《民彝》等雜志。
在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李大釗十分重視發揮新聞報刊的媒介作用，并曾先后主編、編輯或指導出版了20多種報刊。他為幾十家報刊撰寫政論、時評、消息和通訊，創作詩歌。據不完全統計, 李大釗從1913年最初接觸馬克思主義，到1927年英勇就義，在13年的時間里，向廣大民眾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先進思想，所撰寫、發表的文章就有629篇之多。
1916年李大釗回國后，先是擔任了《晨鐘報》編輯主任。不久，受章士釗的邀請和高一涵一起，出任著名的《甲寅》日刊主筆。章士釗后來對李大釗的敬業精神給予高度評價：“守常在日刊所寫文章較吾為多，到館辦事較吾為勤。”
《新青年》雜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刊，最初的刊名為《青年雜志》，由上海益群書社出版。陳獨秀任主編，李大釗則為該雜志的編務人員。1916年4月，李大釗從日本回國，成為該雜志的特約撰稿人。同年9月，該雜志更名《新青年》。1917年初，陳獨秀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文科學長，《新青年》隨陳一起遷往北京出版。該刊從1918年1月第四卷一號開始，實行輪流主編，李大釗當時被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擔任多期《新青年》的執行主編并成為重要的撰稿人。在《新青年》發表了《今》《新的！舊的！》等文章，對頌古非今和安于現狀的辦刊理念進行了批判。
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發展到高潮之際，俄國的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探索中國發展道路的李大釗，和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敏銳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的重要意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解決當時中國社會問題的強大思想武器。他們在《新青年》上連續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表了李大釗的《法俄革命的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歌頌俄國十月革命，歡呼社會主義革命新時代的到來。他滿懷信心地預言：十月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積極鼓勵青年們要“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輪值主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李大釗精心把這一期編輯成“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并刊登他親自撰寫的長篇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是國內第一次較為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向讀者推薦馬克思主義是“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從這篇文章的發表來看，此時的李大釗已經由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釗和陳獨秀等在北京創辦了政治時事評論報紙《每周評論》。《每周評論》的辦報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李大釗同時也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每周評論》與《新青年》的共同點是以“輸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學”為己任，其區別在于《新青年》“重在闡明學理”，而《每周評論》“重在批評事實”，把思想文化斗爭緊密結合起來。
胡適從第26期接過《每周評論》主編后，基本上取消了反映政治斗爭的內容，而用主要篇幅發表杜威和羅素的著作演講等。他還在該報第31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反對馬克思主義。
1919年8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就胡適于1919年7月發表在《每周評論》上《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宣揚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系統地批駁，激烈抨擊改良主義的社會改造方案，運用唯物史觀，論證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號召不僅要宣傳主義，而且要本著主義作實際的行動。他強調，中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作指導，通過革命實現經濟結構的改造。李大釗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對于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作用。這場“問題”與“主義”的激烈論戰，在當時思想界產生了廣泛反響，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普及和傳播。
北京《晨報》的第七版內容帶有副刊性質，但一般都刊載消閑類文章，甚至有些低級趣味。在李大釗的指導下，1919年2月起，該報第七版實行改版，增加了自由論壇、馬克思研究和譯叢，介紹新知識、新思想、新修養，從而使《晨報》副刊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
李大釗先后為《晨報》副刊撰寫了幾十篇文章。《晨報》副刊曾陸續發表了李大釗撰寫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馬克思與第一國際》《馬克思傳》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為了紀念馬克思誕辰101周年，《晨報》副刊從1919年5月5日開始，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該專欄堅持了半年，陸續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論著，發表了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義》、河上肇的《馬克思唯物史觀》等多部經典論著，這其中還包括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最早中譯本。《晨報》副刊還刊載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列寧的論著。1922年11月，在俄國十月革命5周年時，《晨報》副刊出版了“俄國十月革命紀念專號”。這期專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李大釗撰寫的《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晨報》副刊還開辟名人介紹專欄，介紹馬克思、列寧等革命領袖的光輝生涯。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普及共產主義知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積極支持指導青年人辦報辦刊
傅斯年、顧頡剛、徐彥之是北京大學的三名學生。他們受老師們創辦《新青年》雜志的啟發，也打算辦個雜志。1918年10月13日，同學們召開第一次預備會，研究確定將刊名定為《新潮》，確立了辦雜志的三個標準：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字。李大釗騰出北大圖書館紅樓一層22號房間，作為《新潮》雜志編輯部的辦公場所，并對辦刊給予許多具體指導。
1919年1月1日，由北大學生創辦的《新潮》雜志第一卷第一號正式發行。《新潮》呼應《新青年》，批評封建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提倡白話文，介紹國外先進思潮，成為當時公開主張文學革命的新秀。《新潮》雜志刊發了不少分析民主、家庭等問題的文章。《新潮》雜志出版后，備受讀者推崇。第一期出版不到一個月，就加印3版，銷量達到1萬冊。
《國民》雜志是五四前夕進步學生團體“學生救國會”的自辦刊物，1919年1月1日正式出版。《國民》雜志的刊物定位是宣傳愛國、反帝、反軍閥，發起者以北京大學高等學校學生為主。鄧中夏、許德珩等擔任《國民》雜志編輯。李大釗被邀請為該刊指導老師，他經常為《國民》雜志寫稿，為辦好這個刊物花費了許多心血。
毛澤東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期間，正是李大釗開始向中國民眾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重要時期。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大力宣傳和不懈實踐，深刻地影響著毛澤東。而毛澤東堅定的革命思想和認真踏實的工作態度，也深得李大釗的贊賞。在與青年毛澤東一起工作期間，李大釗更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創造能力”，展望著20世紀人類“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評論》受到李大釗新聞思想的深刻影響，“以宣傳最新思潮為宗旨”。毛澤東為創刊號撰寫創刊宣言及長短文二十余篇，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進行了深刻揭露和堅決抨擊。李大釗看到《湘江評論》后，認為它是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刻的一份刊物。李大釗主編的《每周評論》評價《湘江評論》“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是現今重要的文字……”《每周評論》在第36期著文，對《湘江評論》予以介紹：“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北京的《晨報》也稱《湘江評論》“內容完備”“魅力非常充足”。
毛澤東后來在和斯諾談話時懷著深厚的感情說：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 ”。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三、建黨后運用報刊指導工作
1920年，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提出在比較落后的國家和民族中，共產黨應同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聯盟的策略。李大釗積極響應，贊同與國民黨結成革命的聯合戰線。1922年8月20日，李大釗在林伯渠陪同下，專程去上海會晤孫中山，進行了多次“極為融洽”的交談。李大釗由孫中山親自介紹加入了國民黨，成為第一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了《向導》周報，這是黨的第一份“立在輿論指導地位”的中央政治機關刊物。1923年4月，李大釗在《向導》上發表了《普遍全國的國民黨》一文，提出為建立“一個同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作戰的聯合戰線”，深切指出“中國現在很需要一個普遍全國的國民黨”。6月，李大釗去廣州參加中共三大，會議正式通過了國共合作的決議，要求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改組成為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會議期間，孫中山特邀李大釗見面，進一步商討國民黨改組問題。
1922年，李大釗受黨的委托在上海與孫中山商談國共合作，并于1924年在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領導工作。國共合作后，他指導國民黨左派創辦《國民新報》《心聲晚報》等報刊，對推動國共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4年4月，中共北方區委創辦《政治生活》周刊。李大釗任中共北方區委書記后，加強了《政治生活》周刊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并使其成為北方區委的機關刊物。他在《政治生活》周刊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使之成為黨在大革命時期戰斗性極強的刊物，對我國北方的革命運動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1925年12月30日，李大釗在《政治生活》周刊上發表了著名的《土地與農民》一文，論述了農民在中國的重要地位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重大意義。李大釗在這篇文章里提出：農民中最多數量困苦的階級是自耕農和佃農，耕地農有，便成了廣大的貧農所急切要求的口號。因此，國民革命必須將其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加以解決。他為我們描繪出一幅未來農村的美好前景：茍能按耕地農有的方針，建立一種新土地政策，使耕地盡歸農民，使小農場漸相連結而為大農場，使經營方法漸由粗放的以向集約的，則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歷史上久久待決的農民問題，當能謀一解決。這篇文章受到毛澤東同志的高度重視，將其作為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材。毛澤東同志曾對斯諾說過，誰能贏得農民就能贏得中國，解決了土地問題就能贏得農民。1927年3月5日，毛澤東同志在《向導》第191期上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答復了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
1926年5月1日，李大釗在《政治生活》第76期，發表了《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這篇文章把馬克思的《中國及歐洲的革命》全文翻譯成中文，介紹給廣大黨員讀者，使之深刻認識到“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論和事實。”
李大釗領導北方黨組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把開展工人運動作為中心工作，領導創辦了我國早期的重要工人刊物《工人周刊》，從思想和組織方面推動工人運動的高漲，通過反帝反軍閥爭取民主權利的同時，派出許多同志領導開展了長辛店工人大罷工、京奉鐵路山海關鐵工廠工人大罷工、京奉鐵路唐山制造廠工人大罷工、開灤五礦三萬余工人大罷工、唐山啟新洋灰公司等工廠兩萬余工人大罷工、京綏鐵路車務工人大罷工、正太路石家莊機器廠工人大罷工及隴海、津浦、粵漢、京漢等鐵路工人大罷工，革命風暴席卷了北方的鐵路和礦山，掀起北方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
“二七”慘案發生后，李大釗在《新民國》第一卷第二期上發表《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鼓舞人民繼續戰斗；在《“二七”二周紀念冊》上發表《吳佩孚壓迫京漢勞工運動的原因》，號召工人階級和獻身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士們“更要奮勇萬倍地高揚著鮮紅的旗幟，踏著先烈的血路，向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進攻”。這些文章對于揭露帝國主義勢力和北洋軍閥的殘忍暴行，總結工人運動的經驗教訓，喚醒廣大群眾的覺悟，奮起與帝國主義勢力和北洋軍閥統治斗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恰是李大釗一生的生動寫照。李大釗為我國開創和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范。他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后的新聞實踐，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影響和感召著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為偉大事業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