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全力支持中國抗戰的美國女記者
1928年底，史沫特萊受共產國際指派，以《法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從蘇聯取道來到中國東北。在東北停留了三個月后，她一路南下，經天津、北平、南京，于1929年5月抵達上海。
在上海期間，史沫特萊先后參與了《中國論壇》和《中國呼聲》兩份刊物的創辦和編輯。在《中國論壇》上，她向國際社會大力宣傳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聲討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血腥屠殺；在《中國呼聲》上，她極力宣傳中國各地、各界興起的反帝愛國運動，譴責帝國主義入侵和法西斯主義的殘暴行為。與此同時，她還積極參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地下黨組織在上海的活動，為李德、牛蘭夫婦、佐爾格等共產國際駐上海工作人員提供幫助，掩護陳云、周建屏、陳賡、劉鼎、陳翰笙等中共地下黨員和紅軍干部開展工作。在她周圍，聚集了一群具有進步思想的外國人。通過她的努力，艾黎、馬海德等外國友人轉變了思想，積極投身中國革命洪流之中。也正是在上海的這段時間里，她完成了《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等著作。
一、西安事變的見證人
西安事變發生后，身患流行性感冒的史沫特萊不顧病痛，積極投入到了對這一重大事件的采訪和報道中。她及時采訪了楊虎城、張學良和紅軍代表，了解他們的目的和主張，就此趕寫了十幾篇文章。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稿件無法郵遞。為讓國內外民眾及時了解西安事變真相，張學良委托史沫特萊主持以英、德兩種語言播報的、每天40分鐘的對外廣播。史沫特萊的詳盡報道，使國際、國內各界民眾，對西安事變的起因和過程有了清晰認識，擊碎了國民黨南京廣播電臺捏造的“紅軍洗劫全城”“張學良遭到刺殺”“張學良要求贖金8000萬元”等各種謠言。
二、延安“新生活”的建設者和宣傳者
1937年1月，史沫特萊成為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后，第一個訪問延安的外國女性。8個月時間的停留，使戰斗、生活在延安的廣大軍民，在她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當時的延安，藏書的匱乏是困擾人們工作、學習的一個大問題，許多從前線回來的指戰員和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進步青年，都急需大量的書籍來充實提高自己。史沫特萊了解到這個情況后，當即申請擔任延安魯迅圖書館外文部的管理員，委托上海、北平的朋友寄來大量的反法西斯宣傳品和讀物。經過她的不懈努力，2個月后，外文部擁有了英、俄、日、德、法等多個語種的刊物，藏書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同年5月，史沫特萊又參與了位于延安鳳凰山東側半山腰的中山圖書館籌建工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先進軍事戰略戰術的傳播開辟了通道。
當時的延安，文藝活動較為簡單，整體生活基調也由于戰爭而較為嚴肅單調。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為改善現有的生活氣氛，希望史沫特萊介紹一種西方的娛樂活動。史沫特萊建議推廣交際舞。盡管跳交際舞的活動在開展初期受到了比較多的反對，但由于中央領導人的接納和實踐，這項活動漸漸在延安風靡了起來，每逢周末，幾乎所有的機關和學校都舉辦舞會。雖然是舞會，但參加跳舞的人的服裝打扮都是清一色的灰色土布衣，穿著草鞋，沒有任何形式的鋪張浪費。
除此之外，史沫特萊還在延安開展了滅鼠運動和傳播節育知識活動，但由于當時的經濟水平較為落后，這些舉措未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相比之下，她為延安所進行的宣傳和報道在國際上卻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到達延安第一天的晚上，史沫特萊就在美國醫生馬海德的陪同下拜訪了朱德。當時，在國民黨政府和國外的報紙上，朱德曾被貼上“赤匪頭子”“共匪”“殺人犯”“強盜”等各式各樣污蔑性的標簽，史沫特萊也曾因此認為他是一個暴躁的人。然而，在交流的過程中，朱德身上所體現出的樸實和藹和果敢剛毅深深吸引了她。從3月至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她每個星期都用兩三個晚上的時間采訪朱德，為了全方位了解這位“紅軍之父”，她還去聽朱德在“抗大”的講課，看他和戰士們打籃球、洗菜、做飯，同他一起觀看電影。這些詳盡細致的采訪工作，為其后出版的《偉大的道路》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使世界人民得以看到一個真實、鮮活的紅軍總司令形象。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雖然使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有所緩和，但國民黨政府依然對陜甘寧邊區實行較為嚴格的封鎖，其中也包括禁止外國人進入邊區。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時間的史沫特萊，在為邊區民主的氣氛感到欣喜的同時，也為外界不了解這里的真實情況而感到擔憂。在她的呼吁和奔走下，美聯社記者厄爾·利夫、《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維克多·希恩、《美亞》雜志的編輯歐文·拉鐵摩爾等十余名外國記者先后通過各種途徑突破封鎖來到了延安，采訪記錄了紅軍領袖、紅軍戰士以及人民的生活情況，使民主、積極、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延安，真實地呈現在國際視野中。
三、抗戰前線的“白衣記者”
盧溝橋事變后，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華北敵后抗日戰場作戰，而南方8省的紅軍和游擊隊，則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繼續在南方開展敵后斗爭。1937年9月7日，史沫特萊離開延安，于10月初進入太原，開始了長達4年、輾轉大江南北的戰地記者生涯。
在與八路軍戰士們同甘共苦、并肩戰斗的日子里，史沫特萊逐漸對共產黨八路軍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白天，她借隨部隊行動之機，采訪、了解當地民眾的生活狀況，晚上，則整理文稿進行寫作。令她驚訝的是，部隊所到之處都受到老百姓的熱烈歡迎。戰士們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打仗、訓練之余經常幫老鄉們除草種田，或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史沫特萊深受感染，也時常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之中。她把自己的這些所見所聞寫成報道，在《密勒氏評論報》刊登，詳盡描述了八路軍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
由于醫療物資極其缺乏、醫護人員嚴重不足，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傷員死亡率一直處于高位。“誰要是沒有看見今天山西這成千上萬的傷員，他也就無法理解這些藥品和繃帶有多么珍貴。我們所到之處，人們都在說，藥品不夠，繃帶缺少，沒有醫生，難見到護士。”傷員救治工作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使史沫特萊看在眼里，急在心頭。使她在外國報紙上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醫療現狀進行了大量報道，呼吁國際社會對中國開展醫療援助。采訪之余，她不僅經常參與傷員的救助工作，而且還親自到附近的教會醫院為八路軍采購、運送醫療物品。在她的呼吁和努力下，不僅國內的中國紅十字會對八路軍和新四軍進行了援助，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印度醫療隊等國際援華醫療隊也相繼來到了中國，這其中就有著名的白求恩大夫、瓊·尤恩護士和柯棣華醫生。同時，史沫特萊還在英、美使館人員和國民黨高級官員中間開展募集活動，在她的奔走下，英、美使館不少人都曾應她的要求提供捐款，甚至連一直敵視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也破例為山西的農民游擊隊捐出了一大筆款項。
1940年初，積勞成疾的史沫特萊不得不離開前線，前往重慶治病，其后又借道香港返美。返回美國以后，她不顧自己的病況，奔走于美國各地進行宣講，號召美國民眾支援中國抗戰，并把自己演講的收入全部都郵寄到了中國。后來，她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由我的著作而獲得的全部收入，不論來自何處，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處理—那就是說，建設一個強大和自由的中國。”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