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知言”論對當今傳播實踐的借鑒意義
摘 要：哲學是一切社會學科的本源和通用方法論。技術革命為新聞傳播帶來便利的同時，同樣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和新問題。要通過剝離紛繁復雜的現象深入其本質，達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目的，有賴于對新聞要義和傳播者素質的深刻理解。本文借用中國哲學奠基人之一孟子的“知言”論對此加以闡釋，旨在從本源上對未來傳播實踐提供借鑒。
關鍵詞：“知言”論；新聞從業者；媒介素養
《孟子·公孫丑上》中記載了這樣一段對話，公孫丑問曰：“何謂知言？”孟子曰：“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孟子二》，進一步把诐辭、淫辭、邪辭、遁辭共同視為“失言”的表現，且逐層遞進、牽連而生：诐辭，乃是才偏，偏于一邊不見另一邊。蔽者，蔽于一而不見其二也，不得其正。既有所蔽，多為蔓衍，浸于一處轉動不得，便進入“說得淫”階段。淫辭，大而無涯，陷于其中而不自知，遂成一家邪說，離于正道。及至說不通時，便作逃遁，所謂“遁辭”也，辭窮無可說，又卻自為一說。孟子意在警醒世人，切不可被四辭蒙蔽雙眼，而要清楚了解其害并竭力避免。
互聯網崛起是這個時代傳播的最大特征，數據與算法技術的日新月異帶給傳播者和接收者的便利和沖擊分置天平兩端，更自由、平等、多元的表達權背后，專業媒體式微、新聞倫理滑坡、低價值信息泛濫、文化審丑化等危機接踵而至……哲學是社會價值的最終守護者，是每個時代必須堅守的道德底線，更是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起點源泉。當紛繁亂象令人目不暇接、不知所措時，從哲學出發，特別是從中國傳統哲學中尋找方法論應當是明智的選擇，而孟子兩千年前關于“知言”的論述，對當今新聞傳播實踐應當遵循怎樣的原則，奉行什么樣的標準，依舊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一、“诐辭知其所蔽”—做有態度的新聞人
新聞是意識形態的反映，是帶有明確態度和觀點的信息傳遞，并期待使接收者獲得對于現實真相的觀照乃至思想行為的改變。今日，雖然我們已大方承認新聞所具有的營造“擬態社會”、建造“景觀社會”、宣揚特定價值觀的作用，仍不愿如李普曼所說，“新聞機構……最差會淪為少數人利用社會混亂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除非信息生產者率先對何謂真實加以限定，否則難以制作出完全真實的新聞。如果記者不具備判斷力，便難以從無限細節和各執一詞的微觀視野跳脫出來，得出準確深刻的結論，也就無法給受眾傳遞更有價值的信息。新聞工作者不是信息搬運工，而是鮮明立場和觀點的輸出者，新聞也不是“能指”的堆砌，而是“表意”在特定語境中的整合拓展。因此，新聞人應首先扮演好“把關人”的角色，對海量信息進行篩查過濾，選擇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事實進行報道，并在新聞制作過程中保持中正客觀的立場，給予矛盾雙方同樣的發聲機會，不能簡單劃分陣營、清算數據，看誰人多勢眾就相信誰，避免以偏概全。
這就考驗新聞人本身的哲學思維和理論功底，要做到“诐辭知其所蔽”，需如孔子所說“叩其兩端而竭焉”—“兩端”包含思與行層面，把牢兩端就握住了分析問題的關鍵。其一，確定新聞事件所屬的問題域，即明確事實屬于社會構成中的哪一場域，最終成型的新聞作品將會屬于新聞內涵中的哪個分支？任何問題的探討必須首先確定其框架，跨越領域的討論不僅是低效的，而且無意義。新聞概念包羅萬象，不同領域有不同的評判標準、規范要求、作用價值，如民生新聞強調貼近性，關注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生活信息最重要，語言講究通俗易懂、興味十足；文化新聞則強調審美意味，令人身心舒悅、獲得美的享受；軍事新聞則以“快、準、穩”著稱，強調對抗性、突發性、簡潔性和其他新聞不具備的保密性，因為它除了是新聞報道，也是情報傳遞的方式之一……因此在進入采編播實踐前，應首先將新聞事件劃分到其歸屬的問題域，按照該領域內的理論范式進行分析；再將可能形成的作品劃歸到新聞規范內的具體場域，按其框架要求嚴格制作，對癥下藥。其二，防止陷入固化思維。新聞是最容易“想當然”的，因為事實是由無數細節構成的，新聞卻只能抽取時空坐標軸中的一個定點或一段位移來反映，很難呈現全貌。特別是現代媒介技術以多模態呈現，新聞造假時有發生，大眾在得到自由表達的話筒同時，也在搶奪話語權。因此特別需要專業的新聞從業者從“刻板印象”的窠臼中脫離，學會用多重思想維度看待事件，拉長時間維度、了解前因后果，拓展空間維度、進行寬幅比較，不能急于對新聞下結論、作評判、定調子，要知道“蔽”即為矛盾論的最好闡釋，過度強調矛盾的這一面就會造成對另一面的忽略，尤其是某些影響較大的突發事件，有所側重的宣傳往往帶來后續意想不到的反轉，就是因為記者以固定思維塑造事實，沒有顧及矛盾的雙方而形成觀點的偏頗和真相的遮蔽。
二、“淫辭知其所陷”—做有理智的新聞人
“淫辭”可作多解，朝鮮陽明學者鄭齊斗分析此句時謂之，“淫，放蕩也”。后世學者往往依據字的本意，譯作過度夸張、無節制的表達，與現在盛行成風的軟新聞極為類似。在表達日趨多元的今天，獲取信息、維持生存已不再是受眾的唯一需求，他們更看重情緒價值，于是充分利用主觀能動性來獲得意義、進行解釋。此種情況下，以冷靜、真實、客觀著稱的新聞卻往往為了迎合符號“消費者”而走向另一極端：盡其所能挑起話題、制造新聞、煽動情感，推崇極致化的情緒宣泄和戲劇化的語言表達，使新聞與文學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事實的真相是什么已經不再重要了，收視率、點擊量、關注度等數字成了新聞好壞的唯一衡量指標，無數人津津有味地隔著屏幕以上帝視角期待反轉，全然不顧理智的指引而陷入無盡的新聞狂歡中。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到了“凈化”的概念，并由此開啟文藝悲劇理論的濫觴。所謂凈化，“是指人們必須透過戲劇的情緒經驗，方能學習面對生命的極端傷痛或狂喜，且能理性而安和地回到日常現實，進而面對一己的真實遭遇”。這才是所有“有意義的表達”的真正意義之所在，是新聞應當真正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是新聞工作者應當堅守的一種素養。幾乎同一時期，在遙遠的中國，孟子與亞里士多德心有靈犀地釋放出同一態度：“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意思是，眼睛耳朵這一類器官是不會思考的，所以易被外界蒙蔽，事物之間互相接觸，自然容易受到誘惑，只有學會用心感受，加入自己的思考，才能指導自己的生活。
樸素的話語里往往蘊含著真理，哲學之反思帶來的是對何為真理、何為真實的探討。普遍性的、顛撲不破的真知究竟是否存在？它從何而來？至少在孟子的學理世界中，真知僅靠耳目的觀察是不可實現的，除了眼見耳聽為實的感官經驗和片段理解，更需加上“心之官”的思考，知識結構的完善帶來正確的世界觀，經驗的積累給予恰當的方法論，從而逐漸接近真實和真理。
文學家曹文軒在《朗讀者》序文中指出：“我一直將莊重的風氣看成是文學應當具有的主流風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學應當對此有所把持，倘若不是，而是一味地玩鬧，一味地逗樂，甚至公然拿莊重開涮，我以為這樣的文學格局是值得懷疑的。我們在流動不止的世俗生活中，已經很少再有莊重的體驗，一切看上去都是可笑的，都是可以加以戲弄的。中國文學應該引領國民走向雅致、走向風度、走向修養和智慧。”
文學如此，新聞更是如此。追溯至“淫”字的元意，便可得到軟新聞時代的“知言”之法。第一，避免過度夸張、煽情的表達，回歸理性、回歸邏輯，讓新聞報道成為獲得說服力的過程。新聞不是簡單的事實陳述，更不是被少數人用來進行宣傳的工具，它應當是深刻的、冷靜的，應當具備引發思考并獲得自我應對的能力。第二，避免滔滔不絕、大而無當的瑣碎陳述。新聞是利用符號鏈構建意義的實踐過程，任何違背傳播者本意和不被接收者需要的信息都被視作傳播活動中的噪音，而噪音過多會干擾信息的流通和重要意義的傳達，也會給受眾帶來心理負擔和反叛情緒。因此，“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語言表達，才最令人印象深刻。
三、“邪辭知其所離”—做明是非的新聞人
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西方一些媒體長期對我國實行“抹黑化”“妖魔化”宣傳，妄圖通過制造輿論、利用輿論、奪取輿論斗爭主動權來對我國進行打擊和壓制，因而媒體上總是會爆出有關“中國軍事威脅論”的報道，國防開支肆意夸大的言論，對我軍保留武力收復臺灣決心的無理干涉，對我國民人權被剝奪的失實評論等，這其中有的是誤解誤讀或誤傳，更多則是別有用心地扭曲。特別是2020年，在有關我國新冠肺炎疫情的新聞報道中，竟然充斥著大量西方媒體毫無依據的指責，這種“污名化”的輿論引導致使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被嚴重扭曲。
在此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勇敢走向輿論場的擂臺，與西方媒體展開真刀真槍的對峙與較量。縱觀當今流行輿論場上的對峙，往往都是以謾罵回應謾罵，用立場對抗立場，用情緒煽動情緒，等等，這不僅不理智且毫無意義。要想保證客觀、深刻的真相不被謠言吞沒，還必須借助具有公信力和較大影響力的權威媒體和商業媒體，維持專業媒體和專業記者的水準，通過言之有理、論之有據的新聞報道評論給予虛假言論以有力批駁，表明我國的立場與態度，占領輿論高地，把對方的誹謗、謊言統統駁倒，把他們的強權邏輯和冷戰思維展現給眾人，把他們制造聳人聽聞言論的用意深刻地揭露，這些努力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增強受眾的憂患意識和建設一個強大國家的決心。對此，中國媒體為此付出了許多努力，借助新技術新樣態，形成上下聯動的輿論場，如，以不缺席的現場報道和有態度的深度采訪，用全方位、多角度的數字和事實展現了中國抗疫的全景。我國生產、衛生、安全秩序的有序恢復，證明了我們抗疫斗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也證明了輿論場上分辨是非、報道真相的重要意義。
張慶祥在《黃庭禪》中辨析說，為什么孟子用‘辭’而非‘詞’呢？“此二字不同也。”辭有看不見、隱藏在里面的意思，而詞是已經講出來的，確定無疑的。因此，語言是具有隱藏性的，傳播更直接指向目的。信息空間里數以億計的符號快速流通，引發人類世界的“內爆”，造成了意義的斷裂，媒體懷揣各種各樣的目的，為我們構建出一個取材于現實又不同于現實的“超真實世界”，使意義、真實、價值的邊界模糊甚至消失。于是，我們呼喚“有良知的媒體”。客觀真實世界的反映需要激濁揚清的鮮明態度，可以回溯至古典的、樸素的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去找尋 “邪辭”背后所掩蓋的真相。有學者解讀孟子“知言”論時這樣分析道：“言人之有言，皆出于心，茍非其心純于正理而無蔽者，其言不得平正通達而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將語言表達不得其要的原因歸咎為認知偏離。對此，孟子給出的解決之道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這其中存在一個邏輯關系，即人一旦發揮思考的功能和效用，也就相當于充分認識了人性，而一旦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便可對世間規律有更深刻的把握。因此記者所能做的，首要在于盡心，其次知性知言，方可善用。
四、“遁辭知其所窮”—不做“單向度的人”
波德萊爾評價美國現代詩人埃德加·愛倫·坡時曾說過，民主社會里公眾的意見是無情的獨裁者，它是新的暴政，時間和金錢就是一切，對美的崇拜故而消失在炫耀豪華的奢侈消費之中，完全是暴發戶的趣味。不僅美國如此，符號泛濫與其帶來的消費主義盛行也是我國社會面臨的窘境—多元自由的文化所犧牲的，必然是一種精致而高尚的審美，是一種純粹而深刻的批判，更是一種充滿敬意和溫情的回顧。
現代文化所崇尚的快餐化、膚淺化、圖像化、時尚化，使人陷入快速閱讀帶來的快感中難以自拔，崇尚簡單直接刺激、輕視歷史、審美和理性，他們自然而然選擇去接收、理解、傳播那些對自己有利、與自己原本認知一致的信息。大眾為了獲得自我身份的確認感和認同感，均以“占有”為榮，以掌握更多信息、建立更多關系為榮，盲目自信，無法意識到自己的無知，媒體的煽動助長了某些不良文化形態如入無人之境一般，加速對精神家園的掃蕩和重整。
拿破侖一世的警察總長約瑟夫·福雪講過：“之所以創造語言，就是為了隱瞞我們的思想。”這也是“失言”的最后階段，即大肆宣傳“非真理”，把不可普遍化的、不能一以貫之的原則通過狡辯的方式講通，千方百計尋找理論后門、理論補丁進行自我說服。著名國學教授詹杭倫先生對此有精辟闡述：“孟子所說的‘知言’，就是對偏頗的、過分的、歪曲的、隱諱的等違背道義的言辭要清楚地了解其要害所在。因此，‘知言’實際上就是辨別言辭是非善惡的能力。而要具有知言的能力，必須首先在心中確立一個是非善惡的標準。用這個標準去觀察社會，衡量言辭，才能夠分辨出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由此，他提出，要“知言”，首先應該“知道”。
新聞人的“道”與中國傳統文化所普遍遵從和推崇的社會公理、普遍真理、道德倫理一致，簡單說來就是仁義之道。新聞人因為站在時代的前沿又手握傳聲筒，被譽為“第四種權力”，就應當擁有更重的文化傳承使命感，對是非曲直的尺度有更謹慎的把握，對五光十色的文化現象有更敏銳的評判，對不良社會現象和風氣有更尖銳的揭露。意見領袖應當負起責任，不能口不擇言、話語極端或者以偏概全。無論隸屬新聞內涵的哪一分支，都應當深知上層建筑的蓬勃來源于經濟基礎，意識形態的穩固來源于政治保證，因此必須具備相當的政治敏感性，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力爭及時把人民群眾創造的經驗和面臨的實際情況反映出來，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增強輿論力量。新聞工作者應建立終身學習意識，在實踐中加強理論素養，尤其是哲學思維方式。“大道行思，取則行遠；上德若谷，不棄不休。”面對西方文化產業的強勢侵襲、一邊倒的文化霸權，民粹主義沉渣泛起，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大行其道，我們只有做到尊崇良心、尊崇知識、遵從法律、遵從規則，才能對是非曲直有正確的判斷，也才能以正確的世界觀“養吾浩然之氣”，筑我民族之魂。
孟子的“知言”論從正反兩面四個維度立下了為人、研學、論文的普遍標準，也直接指出“言之病”在于“心之失”的根本原因，不僅對將“準確、深刻、鮮明”奉為圭臬的新聞工作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更是對烏合之眾和流行文化的深刻警醒。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