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如何處理好新聞稿件中的繁簡問題
繁簡問題似乎是一個中學語文老師上課的題目，為什么還要在這里講呢？這是因為一些未發表稿件甚至發表稿件上存在一個問題：你想要看的地方被省略掉了，而你不想看的地方卻啰唆得很。這說明新聞稿件中的繁簡問題很有說一說的必要。
早在《漫話新聞作品的風格》(載《軍事記者》2004年3期至4期)一文中，我曾經引用清代袁枚論詩的名言“多則蔽，少則得”和鄭板橋論文的名聯“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來講繁簡關系，但因其只是風格中的一個下層概念，限于篇幅有限，只講了一個最重要的繁簡要服務主題的問題。現在看來，光講這一點似乎還不夠。
一、澄清三種糊涂認識
過去我曾以為繁簡問題純粹是一個寫作上的敘述方法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詳寫與略寫的關系。后來見長風日盛，許多長稿死活短不下來，特別是一些有“尚方寶劍”的稿件更是像東北人說的“可勁造”，說明在方法問題之上還有個觀念問題。而觀念問題不解決，講方法等于是對牛彈琴。他在想如何長起來，你在講如何短下來，豈不南轅北轍耶？
“寫長稿登大塊頭才顯得有水平，寫短稿登豆腐塊顯不出水平”“塊頭大領導才滿意，塊頭小了領導不滿意”“編輯總是要刪的，寫長點編輯才好刪，寫短了編輯沒得刪”。在這三種觀念的支配下，哪還顧得上什么寫作規則？唯恐文字還不夠長而已。所以，不澄清上述三種糊涂認識，談繁簡問題就形不成對話平臺。
先說寫長稿是否就是有水平的問題。可以肯定地說，稿件長短不是寫作水平高低的標志，稿件的質量才是寫作水平高低的標志。只有不懂文章的門外漢和文盲才以文字長短論高下。科學論文《在4080兆赫處天線附加溫度的測量》不過600字，卻獲1978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古文觀止》中的作品沒有一篇是長文，雖然都是散文而非新聞作品，但同樣說明問題。寫散文應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但流傳下來的長文不多。散文尚且如此，更何況新聞作品？新聞作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章，要短小是其特殊要求之一。中國新聞獎對入選作品的字數曾做過嚴格的規定，要求消息不得超過1000字，通訊不得超過3000字，超長作品每屆不得超過一篇。這不是哪個人隨心所欲定下的，而是新聞傳播規律對文字長短客觀要求的體現。中國新聞獎雖然沒有不問青紅皂白地一概排斥長稿，給它留了一條小縫，但據作者當評委的經驗，除非影響特大的長稿，這條小縫是鉆不過去的。有人或許會以穆青寫焦裕祿的長篇通訊為例，來證明新聞長稿同樣有生命力。不錯，但別忘了兩點，一是穆老確實寫得好，二是這種情況是多少年不遇的。幾乎可以斷言，今天即使有一篇與之比肩的長篇通訊，也不會產生那么大的影響。為啥？時代不同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節奏愈來愈快，信息源從過去的比較單一變為多元，讀者的關注點也從比較單一變為多元，人們無不希望以最少的時間獲取最多的信息，很難有時間和耐心來慢慢看一篇長文，長文嚇跑讀者并非虛話。況且現在編輯部收到的長稿，有不少像毛主席所批評的那樣，是“懶婆娘的裹腳，又臭又長”，無邊無涯不知所云，嚴格地說根本不能算是文章。有些長稿包括已經發表出來的長稿，往往毛毛糙糙，水分偏多，似乎硬要把只可做一塊餅干的面粉煮成一鍋清糊糊。你給讀者喝稀糊，讀者就會不睬你，只能是誰寫誰看，寫誰誰看，誰讓寫誰看。顯然，靠這種長稿非但不能顯示水平反而會使自己掉價。所以，干新聞就得服從新聞傳播規律，遵守新聞寫作的游戲規則，將短小精悍的作品奉獻給讀者，長稿只能在特殊情況下偶爾為之。
再說領導要登長稿的問題。的確有以塊頭大小論分量，動不動就想要大塊頭、要頭版頭條的領導，所以有的人寫長稿純屬被逼無奈。媒體編輯要短稿，單位領導要長稿，作者如老鼠鉆風箱—兩頭受氣。這個問題要解決，關鍵在媒體。編輯部堅持按新聞傳播規律辦事，死把住不登長稿，久而久之大家就會習慣，通訊員對領導也好交代。隨著領導的水平越來越高，我相信那種以塊頭論分量的觀念會逐漸被以影響論分量的觀念所替代。至于所謂“寫長點編輯才好刪”，則純屬想當然。編輯最喜歡的是不用改一字的可以免檢的來稿，因為這樣他編起來最省心最有效率，怎么會歡迎那種叫他費半天勁才成形的來稿？故意寫長給編輯刪其實是給編輯添麻煩。另外，有些作者在稿子中拼命堆砌材料，生怕哪個例子沒用上，是準備讓編輯給他重寫。“寫長點編輯才好刪”的“經驗”不過是掩飾自己心中無底的托詞罷了。所以當有人傳授類似經驗時，大可一笑置之。
二、割掉三種常見的文字腫瘤
一個人一旦長了腫瘤，就要毫不留情將其割掉或用化療、放療的辦法消滅，否則就有生命之虞，這是常識。但是文章中有腫瘤，有的人卻對其愛之有加，舍不得讓人割，更有甚者是故意給自己的文章生腫瘤，唯恐這個腫瘤不大。從媒體收到的來稿看有三種常見的文字腫瘤必須割掉。刪繁就簡首先要從割掉文字腫瘤做起。
第一個要割的腫瘤是長而無當的背景資料。寫單位往往要羅列其光輝歷程，甚至一直回溯到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打了什么仗，獲了什么稱號，從想當年寫到現如今；寫個人往往要把他的軍功章和榮譽證書擺在前頭，甚至從娘肚子里出來寫起。不少稿件如史海擷英，不知不覺數百字上千字出來了。有些作者之所以這樣寫，一是想靠歷史光環來增加稿件的分量，二是想搬出目不暇接的“出土文物”讓別人沒法比，殊不知一片好心卻給文章生出個腫瘤。新聞者，新近發生的事實也。新聞稿是要寫新聞而不是寫歷史，讀者想在媒體上了解新聞而不是歷史。歷史再輝煌也是歷史，也是昨天的新聞而不能成為今天的新聞。企圖拿歷史與別人比，等于拿著關羽的大刀跑到射擊場，要與神槍手比武，豈不比侯寶林的相聲《關公戰秦瓊》所諷刺的現象還荒唐？當然，新聞并不排斥歷史，具體到一篇稿件中，歷史資料只有在能為新聞事實服務的前提下才可作為背景材料運用，并且絕不可喧賓奪主。背景為新聞事實服務主要在下列三種情況下：一是需要對比時，運用背景材料來進行新舊對比，使新聞事實更鮮明突出，給人打下更深的烙印；二是分析原因需要挖歷史根源時，運用背景材料讓人看清歷史與現實或紅或黑的傳承關系，使人加深對某個問題、某一道理的認識；三是為強調新聞的某一要件的特殊地位，運用背景材料以引起讀者的特別關注，如毛主席在《中原我軍占領南陽》中對古城歷史資料的運用是為了強調南陽重要的戰略地位。除此之外，其他要用背景材料的地方不過是一兩筆代過的事。一篇新聞稿的篇幅有限，背景材料多了必然擠占新聞事實的篇幅，因此要毫不留情地割掉長而無當的背景材料這個腫瘤，非用不可的地方也要惜墨如金。
第二個要割的腫瘤是繁瑣不堪的過程敘述。很多長稿長在什么地方呢？長在對過程繁瑣的敘述中。在有些稿件中一個例子動輒數百字，個別的甚至上千字，婆婆媽媽，絮絮聒聒，枝枝蔓蔓，瑣瑣碎碎。此類稿件叫人看著索然寡味，昏昏欲睡，其中好一點的，編輯刪掉過程后還可成篇，差的刪掉過程后便空空如也。寫稿子一頭扎在過程的冗長敘述中，嚴格地說是還沒入寫作之門的表現，因此我們在這里將那種刪掉過程便一無所有的稿子驅逐出討論的范圍，只講那些尚可刪改之稿。為什么說繁瑣的過程敘述是文字腫瘤要割掉呢？最主要的是因為繁瑣的過程必然輕者沖淡重者淹沒文章的主題。本來應該在表現主題的地方濃墨重彩，過程敘述一繁雜，表現主題之處就被淹沒在無關緊要的絮叨之中。凡在過程上潑濃墨者，多半在出主題之處反而會用枯筆，因為作者的注意力分散在過程中而沒有集中在主題上，渾身都在使勁就是集中不到一點上。新聞作品尤其是工作報道思想性是第一位的，思想不可憑空而出，出思想離不開事物發展的過程，即應在其發展過程中出，但不是其全部過程都可出思想，能出思想的地方往往只有一個或幾個點。新聞事實應完整，不可缺胳膊少腿，但不是事件的整個過程都有新聞，出新聞的地方不過是其中一個或幾個點，即我們所說的新聞眼。《水滸傳》中的武松過景陽崗這一路，作者其實就突出寫了兩個點，一個是在“三碗不過崗”酒店狂飲，一個是打虎，其他的過程或一筆帶過或一點沒提，為啥？那些過程跟作者所要表現的武松之英雄氣概無關，弄得不好就會生出文字腫瘤。當然，施耐庵集中寫上述兩個點是為了塑造人物性格，而不像新聞作品是為了出思想。寫新聞，二者目的不同，但道理一樣。
第三個腫瘤是同層次的事例重復。一兩個事例能說清楚的硬要用好多個事例，而且這些事例是平行的同層次的，說明的是同一個理，不能給人以新的啟示，這就叫事例堆砌或同層次重復。事例堆砌是造成文章臃腫冗長的原因之一，它同樣可能會沖淡或淹沒主題，因此必須將其當腫瘤割掉。有的作者之所以愛堆砌事例，是怕編輯認為事例單薄，于是猛往文中堆事。單薄當然是文章之詬病，如用一個小例子講一大通道理的稿子即是，但是文章之單薄與豐滿之別，不完全取決于事例之多少。有的稿子中事例一大片卻仍然顯得單薄，因為所有事例講的不過是同一個意思，就那么孤零零的一點理，沒有層次，沒有高度和深度，幾乎是平面的，而平面的東西往往是免不了單薄的。一塊塑料布不論你把它拼多大，它仍然是單薄的。同層次的例子不論你用多少個，也不過是一塊大塑料布而已。要避免單薄，不是簡單地加例子，而是要選擇不同層次、層層深入的事例來構建。有層次才會厚實，有層次才有波瀾。何曰有層次？恰似上山，一步比一步高；恰似下井，一步比一步深。如何區分層次的問題已不屬本文討論的范疇，這里要強調的是避免同層次的事例重復。
三、掌握三條繁簡的原則
新聞作品的繁簡問題可分為兩個層次來討論。從總體上說，文字要簡而不可繁，即要簡練簡約而不可繁瑣；從結構上說，則有個詳略問題，即哪些地方該詳寫(相對的繁)哪些地方該略寫(相對的簡)的問題。
（一）能說明主題的地方要詳，其他地方要簡
文章的內容無非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主要的，直接說明主題的；一部分是次要的，是為前者服務的，是起鋪墊、交代、補充、過渡、轉折等作用的。顯然，能直接說明主題的地方應詳，其他地方應略。如前所說，在一件事的發展過程中，能直接說明主題的地方只有一個或幾個點，所以真正要詳寫的地方就是這些點。但如果光寫這幾個點，那讀者就只能看到一件事的幾個片段，而看不到事情的來龍去脈，所以其他地方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完全不寫，又不能詳寫，只能略寫。如此才能既突出主題，又讓事實完整且使文章流暢跌宕。根據說明主題的需要確定要詳寫的那幾個點，是謂關鍵。對此，蘇東坡曾以上街花錢買東西為喻。蘇老先生被流放在海南儋州時，葛延之與之善，因教其作文之訣：“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卻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辭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為文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宋·費袞撰《梁溪漫志》，轉引于胡山源編《幽默筆記》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5頁)古人所說的“立意”，與我們今天所說的主題基本相同。蘇東坡深入淺出地講清了主題與事實、辭藻的關系，后者服從前者，為前者所用。只要主題需要，什么材料都可以“翕然并起”為我所用。同時，我們進市場，不會因為身上有錢，就見啥買啥，而是需要啥買啥；寫文章也一樣，不能見啥寫啥，而是主題需要啥就寫啥。對我們買的東西，必須詳細了解其主要的功能、質量和性價比，而對其他粗略了解即可；寫文章，對能說明主題之處要詳寫，對其他則略寫。比如在《把大道理講實講活》(載《解放軍報》1989年11月17日第1版)這篇工作通訊中，作者圍繞用舊上海的“美女牌”冰棒搞教育寫了一大段可謂詳也，而對其他則略寫甚至一筆帶過，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它能“圖解主題"，是說明主題的典型實例，而其他材料不可與之同日而語。
（二）能拿人的地方要詳，其他地方要簡
一件事，往往并非從頭到尾都拿人，能拿人的地方只有一點或幾點，在緊貼主題的前提下，顯然濃墨應潑在拿人的地方。所謂拿人，即能吸引人的眼球，打開人的心扉，或能令人感動，或能令人思考，或能令人驚奇，或能令人嘆服。前面所舉武松打虎的例子可作敘事的經典，新聞通訊盡可效法。但工作報道與事跡通訊在寫作目的和方法上都是有較大區別的。事跡通訊是靠事跡打動人，重在情；工作報道是要靠事實啟發人，重在思。二者各有各的規則。事跡通訊要感人，往往離不開感人的細節和曲折的情節；工作報道往往無須細節和情節，卻不可少了“思維結”或曰“問題結”，其拿人之處就在這些“結”上。能抓住一個能一捅就響的“問題結”，并能析“結”解“結”，是工作報道成功之要訣。“結”者，惑也，或讀者還沒有看到需要提醒，或雖已看到但不得其解，或似是而非即自以為解其實未解也。那些讀者一目了然的問題不能稱其為我們所說的“結”。工作報道要“結”上詳寫，“結”外略寫。寫事跡不可節外生枝，寫工作不可“結”外生枝。以《“揮淚斬馬謖”之后》(載《解放軍報》1990年12月14日第1版)為例，這是一篇故事式工作通訊，但作者并沒有將筆墨花在故事的情節和細節上，而是緊緊貼著一個也許很多人還未曾注意到的“結”，即對有些干部合理不合法的違紀行為該怎么辦的問題來著墨，通過對副連長宋成立超假一事來分析“結”，提出了只有關心干部的實際困難才能令行禁止，以否則就有可能有令難行的觀點來解“結”，宋成立超假屬萬般無奈，故事中不乏催人淚下的情節，為啥不寫呢？寫了就“結”外生枝也。
（三）骨干事例要詳，從屬事例要簡
除一事一報的稿件外，其他稿件都會用多個事例。一般來說，每一段中有一兩個骨干事例或曰典型事例，若干個從屬事例。對這些事例不可平分秋色，“一視同仁”，而要區分主次，突出重點，骨干事例要詳寫，從屬事例要略寫。否則，就會出現像前面所說的同層次的事例重復，成為文字腫瘤。
最后以《孫鐵錘傳奇》(載《解放軍報》1991年6月1日第1版)為例來說明“多則蔽，少則得”的道理。孫鐵錘是原武漢軍區樹立的典型，不少記者都采寫過他，稿子少則6000字，多則萬余字，但都未能上中央媒體，而《孫鐵錘傳奇》一稿才1380字，竟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成為公認的人物通訊名篇。這當然不僅是一個繁簡的問題，但寫長稿的作者的確用繁瑣的過程敘述和同層次的故事堆砌把人物“壓死”了。而《孫鐵錘傳奇》選擇能體現其性格特點的故事來寫，1000多字，一共寫了13件事，但大多是一兩句話交代，只對重點事例展開描寫，如拒絕姑娘求愛、當街燒壞書等。
（作者系解放軍報社原副總編輯、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