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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解放軍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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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報道的歷史流變

作者:■趙雪波 劉曉琰

摘 要:戰地報道是近代新聞傳播業發展的結果。戰地采訪報道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方式、風格,這決定了戰地記者的身份會發生變化。根據報道性質,戰地報道有報道型和宣傳型兩種不同類型。媒介技術的不同決定了不同時期戰地報道的手段、方式和內容的不同。

關鍵詞:戰地記者;戰地報道;歷史流變

戰地報道是近代新聞傳播業發展的結果。從拉塞爾算起,已經有170年的歷史,從魯濱遜算起,則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和新聞傳播史一樣,戰地報道的歷史也經歷了各種變化。從戰地記者的身份看,這群特殊的戰場人員要么和軍方保持密切的聯系,要么若即若離,要么自行穿梭在硝煙中。他們在戰場的處境決定他們如何報道戰爭,也決定受眾看到的是什么樣的戰爭。與此同時,戰爭的性質和戰地記者的從屬關系決定了戰地報道是以報道為目的,還是以宣傳為目的。而不同時代傳播媒介的更新、迭代則不斷地展現了媒介作為人的感官的延伸,給受眾帶來各種不同的感官沖擊、諸多思考和啟示。

一、戰地記者“在場”形式的變化

戰地記者如何進入戰場以及在戰場上如何行動的“在場”形式,決定著他們能否順利完成采訪報道任務。

亨利·克雷布·魯濱遜是歷史上的第一位戰地記者。1807年,拿破侖戰爭期間,法軍占領了丹麥人聚居的荷爾斯泰因和其他普魯士地區。為了打破官方對國外新聞的控制,《泰晤士報》決定派遣自己的職員魯濱遜前往法軍占領的地區搜集戰爭新聞并傳送回總部。當時尚處于新聞業初期,人們對戰地報道完全不知道為何物,國際間也沒有對戰地記者的保護條約。鑒于英國和法國處于交戰狀態,魯濱遜在荷爾斯泰因的采訪報道活動是一種在敵占區的秘密行動。他只能躲在危險性相對較小的民宅里打聽消息。沒有人協助他,他的行動完全是一種個人的獨立行動。當他知道當地的行政官接到逮捕所有英國人的消息后,不得不倉皇逃離。盡管如此,他還是通過書信的方式給《泰晤士報》總部傳送回去了一些“前方戰場”的消息。此后,魯濱遜再次以這種獨立戰地記者身份的形式被《泰晤士報》派到發生武裝起義的西班牙進行戰地報道。

當戰地記者進入一個與自己國籍無關的戰場或敵占區時,往往只能采取獨立采訪報道的方式。但是這種形式顯然有它自己的優越性。最突出的優點就是戰地記者能夠不受戰爭任何一方的約束,其戰場新聞相對能夠更加公正、客觀。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一些媒體就拒絕了讓自己的戰地記者“嵌入”美軍的做法,原因正是擔心這樣一來自己的記者會對美英聯軍產生傾向,擔心美英聯軍會對自己在前方的戰地記者的新聞采訪工作進行控制和影響,最終影響自己的戰場新聞報道的客觀公正。在最近的幾場戰爭中,都有大量的獨立式戰地記者走上戰場。阿富汗戰爭是獨立式戰地記者大展拳腳的一次機會。戰爭期間有許多與戰爭無關國家的戰地記者,比如有意大利、日本等國的記者,冒著生命危險,秘密進入戰區。

戰地記者進入戰場的最常見方式是跟隨部隊。成為一名隨軍記者采訪報道戰事是戰地記者最常規的一種“在場”形式。這種形式由《泰晤士報》記者拉塞爾首創。因為進入戰場采訪報道,拉塞爾被更多的人看作是真正的戰地記者第一人。因為頻頻“曝光”戰場上“難堪”的一幕,隨軍記者們在西方的軍隊中并不受歡迎。從拉塞爾時代開始一直到今天,情況都如此。但是克里米亞戰爭之后,戰地記者采訪戰事的制度基本上確立起來了,雖然軍方對戰地記者并沒有好感,但一般不能拒絕戰地記者采訪戰事的要求。在后來的歷次戰爭中,隨軍記者已經成為部隊重要的組成部分。

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軍方“發明”了一種把戰地記者“嵌入”(embed)聯軍軍隊中隨軍采訪的方式。不明就里的人還以為美軍有什么創新,但稍微一辨別就明白,這種所謂的“嵌入式”其實就是傳統的隨軍式,二者根本沒有任何的區別。

在我軍的戰爭史上,也不缺少戰地記者的身影,他們一般都會隨軍行動,進行隨軍式采訪報道活動。例如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活躍在我軍各部隊中的戰地記者就是典型的隨軍式戰地記者。他們不僅要擔負宣傳報道任務,還要投入真刀真槍的戰場廝殺,扮演著既是記者又是士兵的雙重角色。這是由我黨的新聞理念、宣傳制度以及我軍的斗爭需要所決定的。

二、戰地報道性質的轉變

戰地報道最基本的目的是給媒體提供前線的戰況信息。最早的戰地記者魯濱遜和拉塞爾等人正是秉承“事無巨細”和“有聞必錄”的精神,給《泰晤士報》的讀者們提供了大量戰場細節,從此確立了戰地報道的靈魂。有人可能會說拉塞爾的報道不是單純的戰地報道,因為他的報道轉變了戰場形勢。但是拉塞爾之所以能扭轉戰局,正是因為他客觀、真實地報道了戰況,盡管他的報道確實也體現了一種立場—“11時10分,我們的輕騎兵旅前進了。……他們披著朝陽,在壯烈的戰斗氣氛中豪邁地向前沖鋒。……人們無力支援,親眼看著英勇的同胞投向死亡的懷抱,再也沒有比這幅情景更可怕的了。……在狂風暴雨般的騎兵沖殺后,俄國槍手們回到了自己的陣地上。他們看到自己的騎兵和剛剛騎馬沖向他們的部隊廝殺在一起,于是這些惡棍們干出了使俄國的名字遺臭萬年的事—向一堆搏斗著的人馬傾瀉葡萄彈和霰彈,使朋友和仇敵同歸于盡。”[1]

自拉塞爾之后,追求戰地信息的真實性就成為大部分戰地記者的職業信念。但是吊詭的是從此在西方軍事傳播史上就出現了一種糾纏不清的關系:究竟是新聞真實性重要還是軍事機密重要?究竟是新聞真實性重要還是國家利益重要?在20世紀的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無數次戰爭期間,都出現了這種新聞界與軍界或政府之間的輿論沖突。典型的事例是越南戰爭。因為報道了美軍對越南平民的屠殺,CBS的塞弗被作為“共產黨人”受到了嚴厲的調查處罰。當然也正是克朗凱特真實報道越南戰事,美國總統約翰遜失敗地嘆息:我失去了克朗凱特就失去了戰爭。戰地記者的真實報道推動了美國政府發動的越南戰爭的可恥失敗。美國和西方的歷史證明,只要戰爭是非正義的,發動戰爭的利益集團就永遠也跳不出戰場新聞真實性與所謂國家利益相互矛盾和對立的泥潭。

從新聞媒體角度出發,戰地報道的第一要務當然是報道戰場真實信息。但是從發動戰爭或參與戰爭的軍方和國家來說,戰地報道的功能要超越一般的信息報道,要為取得戰爭勝利服務。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宣傳就成為戰地報道的另外一種功能和性質。另外,技術日益提升和手段日益豐富的傳播媒介為全方位地、戰略性地開展戰爭宣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美國學者羅伯特·福特納在其著作《國際傳播》中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第一場把現代傳播手段作為宣傳工具的戰爭。戰爭期間,英美等協約國分別成立了專門的宣傳機構,印制了數百萬份的海報、傳單、小冊子、明信片,還制作了幻燈。一方面對敵宣傳,以瓦解敵人士氣;另一方面對國內和同盟國的民眾宣傳,以鼓舞士氣,尋求更多的支持;另外也向國際社會宣傳自己、丑化敵人,樹立自己的正義形象,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宣傳戰要求各部門、各系統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協約國的宣傳戰是如此的成功,以致戰后有人認為德國不是輸在戰場上,而是輸在了宣傳上。

其實,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宣傳思想在西方得到了確立。美國傳播學者哈羅德·拉斯韋爾的《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不僅是傳播學的奠基之作,也是對“一戰”開啟的宣傳戰的全面回顧和總結。因為對“宣傳”一詞的恐慌,西方拋棄了自己創立的這一詞匯,但他們在任何一場戰爭中都沒有忘記使用這一戰術。為了揭露這種羞羞答答、兩面三刀的態度,也許我們有必要為“宣傳”正名。

“一戰”以后的歷次戰爭中,宣傳再沒有離開過戰場。無論是正義一方,還是非正義一方,都能嫻熟地開展宣傳戰并對戰地報道加以控制。很顯然,戰地記者和戰地報道也被納入這個“系統工程”中來了。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的國家性質和我們對戰爭的判斷決定了我們的戰地報道既不是單純的報道型,也不是單純的宣傳型,而是報道與宣傳相結合的類型。戰地記者不能無原則地“揭露”戰場事實真相,也不能四平八穩地報道戰場消息,而是要通過對戰場各種消息的報道,宣傳我們的戰爭觀,宣講我們的政策,鼓舞我們的士氣,團結我們的群眾,打擊我們的敵人。在我們的戰地報道中不存在新聞事實與國家利益的沖突。

三、戰地報道表現形式的變化

文字是記錄和傳承信息與思想的載體,伴隨人類由野蠻走向文明,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成為第一種被使用的媒介。在戰地報道中亦如此。魯濱遜、拉塞爾時期主要的報道方式就是用文字。至于那些不能確定其歷史地位的更早的戰爭報道或“類戰爭報道”,文字更是唯一的報道手段。翻開塵封的歷史,無論是其他古文明,還是中國古代,都有大量的關于戰爭的文字記述,愷撒的戰爭經歷回顧、中國商周時期大量的甲骨文記錄和青銅銘文,等等,文字成為連接歷史和今天的“時光隧道”。進入新聞時代,15世紀地中海地區出現的傳播包括海外戰事消息的“新聞紙”格塞塔只有一頁紙,手抄的文字信息成為連接地中海城邦國家的人們和“海外”之間的重要渠道。文字在新的時代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并且給新世界帶來了更具沖擊力的信息。沒有文字,我們就與過去建立不起聯系;沒有文字,戰爭就是道聽途說。

“‘地獄般的四天’—只有這句話,才能確切地形容南京遭到圍攻和占領時的慘狀。我們離開南京前目睹的最后一幕是300名中國人在河邊的城墻下被集體處決。那里早就堆滿了尸體,一層又一層,比人的膝部還高……他們像屠宰豬羊那樣殺人……在我闖過城門時,不得不駕車從高達五英尺的尸體堆上軋過。這些尸體,早就被日本卡車和坦克碾過多次了……”[2]

這不是受難者中國人的記述,這是美國記者在日軍占領南京后第二天發表在《芝加哥每日新聞報》上的新聞。

沒有文字,我們無法和歷史建立聯系。 而有了圖像,歷史則從二維世界進入了真實的三維世界。其實早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除了文字記者拉塞爾外,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的創辦人羅杰·芬頓也帶著攝影器材和助手來到了遠隔千里之外的戰場。在幾個月的時間里,他們拍攝了360多張戰場照片。這些照片后來在倫敦展出時引起了轟動。羅杰·芬頓此后被人們稱為最早的戰地攝影記者。

抗日戰爭期間,我國戰地攝影記者王小亭用鏡頭記錄下了日機空襲上海南站造成數以千計的平民傷亡的景象。《上海南站空襲下的兒童》新聞照片激起了國際社會對日本帝國主義野蠻行徑的憤怒,博得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同情和支持。

廣播的出現給戰地報道帶來了新的變化。這種借助聲音的媒介沖破了戰場的封鎖和疆域限制,把戰場消息傳播到了世界各地。1938年3月德軍進犯維也納,CBS著名記者愛德華·默羅和他的同事從歐洲14個城市向聽眾進行現場實況報道。默羅在倫敦“大不列顛大規模空戰”的德機轟炸現場進行現場直播。在炸彈轟炸的危險時刻向聽眾進行“這里—是倫敦”現場報道,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對戰爭進行現場直播,美國聽眾身臨其境般感受了這場戰爭。這一系列的現場報道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影響力,扭轉了美國公眾多年來“中立”的態度,開始意識到這場戰爭的實質和支持戰爭的重要性。

電視讓戰爭變成普通受眾的“起居室戰爭”,人們可以在家里的沙發上感受戰場的殘酷和血腥。“越戰”期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節目播出了美國士兵屠殺越南村民的鏡頭,讓許多美國觀眾感覺到了嚴重的不適和反感。誰也沒有料想到電視報道能成為美國結束這場戰爭的催化劑。然后在另一場戰爭中,電視則發揮了自己的本職—傳遞信息。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后,美國CNN電視臺連續17個小時晝夜不停地報道戰況,全球觀眾同步觀看了美國空襲巴格達的過程。CNN居然成為海灣戰爭期間外界了解伊拉克國內情況的唯一信息源。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互聯網技術和網絡平臺在戰爭報道中大顯身手的一次機會。互聯網帶來了海量的數據,它能夠綜合運用文字、圖形、符號、數據等元素,并高效地處理、編輯、傳播各種戰場新聞。《衛報》在報道伊拉克戰爭時,就使用了數據地圖的報道方式,使用了來自維基解密的數據,借用谷歌地圖制作地圖,將伊拉克戰爭中的傷亡情況標注于地圖之上。讓戰場新聞變得更加全方位。

隨著新的傳播技術和媒介形態的不斷涌現,新硬件的更替率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以頭戴式設備為代表的各種具身性設備讓戰地新聞報道擁有了更多維度的表達方式。在敘利亞戰爭的報道中,虛擬現實(VR)新聞也借此大展身手。南加州大學互動媒體實驗室制作的《敘利亞項目》(Project Syria),利用虛擬現實技術再現內戰中的敘利亞,讓體驗者“置身”于硝煙彌漫的中東戰場。《紐約時報》也借用VR方式,制作了《流離失所》VR新聞產品,報道敘利亞戰爭導致兒童流離失所的新聞,有效增強了戰亂新聞的體驗感和可視性。

新媒介的不斷出現和變化,傳播內容、渠道、功能協同一致的媒體融合,讓戰地報道進入了全媒體時代。2020年末爆發的納卡沖突中,國內外媒體時刻緊跟戰場動向,在時空維度上全程跟蹤戰爭走向,同時利用文字、圖片、音頻和視頻等多種手段,“全息化”地報道戰事。在這場戰爭中,社交媒體成為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第二個戰場。交戰雙方均通過剪輯短視頻的方式向外傳播戰斗場景,并且實時直播戰斗過程。全球范圍內眾多觀眾通過各種社交媒體還對戰場報道進行二次編輯和傳播。

沒有人能否認,未來戰場上的每一個士兵只要擁有一部手機都可以像2000年前的愷撒和班固、200年前的拉塞爾和芬頓一樣,成為一名前線的戰地報道者。媒介改變了戰地報道,改變了戰爭,也在改變著戰地報道者和將士。在媒介面前,沒有什么是不可以改變的,就算媒介自己,也在改變著自己。麥克盧漢說“媒介即訊息”,豈止是訊息?它就是歷史,包括戰爭,以及戰爭中的一切。

注 釋?:

[1]展江等.《正義與勇氣》(Ⅰ),[M].海南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9-21頁.

[2]顏雄.《百年新聞經典》(上),[M].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65-166頁.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北京日報社融媒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