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屏幕”在突發事件新聞傳播中發揮大作用
摘 要：以手機“小屏幕”為主要呈現形式的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在此次抗疫宣傳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它不但發聲快、節奏快、反應快，以海量信息向世界展現了在疫情下充滿溫情的武漢、軍民團結抗疫的決心，也推動了傳統媒體加速融合發展的步伐。
關鍵詞：突發事件；小屏幕；傳統媒體；加速融合發展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媒體充分發揮了在突發事件宣傳報道中的作用。新媒體發聲快、節奏快、反應快，為廣大受眾了解疫情、認識疫情，緩解焦慮、穩定情緒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對推動傳統媒體加速融合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借鑒。
一、時時發聲，“小屏幕”推動“大屏幕”提速
全媒體時代，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尤其隨著智能化設備的普及，“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現狀使職業記者、普通民眾手中的手機“小屏幕 ”成為發布信息、獲取信息的主要工具，甚至成為人們“身體”的一部分，同時它也在推動“大屏幕”加速發聲。
2020年1月23日，除夕夜，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分別從重慶、上海、西安出發時，朋友圈和一個公眾號就出現了當地網友上傳的各類圖片和視頻信息，從親人分別、向機場開進等不同方面描述了出征的基本情況，并在微信、微博得到了迅速擴散。
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平臺，受審核、編發、制作、印刷等環節局限，在傳播時效性上明顯不及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絕大部分報紙要等到第二天出版，而電視臺的新聞也要經過編輯傳輸，相較而言，新媒體在信息的發布和更新方面則有很大的優勢。無論是媒體記者還是普通民眾，都可以利用手中的手機隨時隨地，甚至在新聞第一現場即時發布消息，同時也起到了匯聚各方面信息的功能，倒逼傳統媒體、主流媒體等就一些民眾關注的焦點熱點加速發聲節奏、擴大發聲范圍，甚至有小屏幕牽大屏幕“鼻子”的嫌疑。
作為軍隊派駐抗疫一線的新聞記者，筆者和兩位同事在武漢前線采寫了120余篇稿件，其中有事件性報道，也有典型人物和團體的宣傳。從發稿的統計來看，有70%以上的事件性報道，50%以上的典型報道，都是在諸如八一電視、人民陸軍等官方媒體“小屏幕”公眾號首發的。即便是在“大屏幕”或是報紙上首發的新聞稿件，最終的閱讀也主要由受眾在“小屏幕”上完成。我們在對抗疫一線醫務人員的采訪中發現，由于工作任務重、節奏快、空閑時間少，手機“小屏幕”是他們獲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
過去，突發事件的新聞報道，往往是通過電話、連線或者是長期駐守當地的職業記者完成的，甚至在新聞發生后一段時間又由其他記者前往采訪完成，這些方式雖然保證了新聞的權威性和專業性，但同時也凸顯了新聞發布的被動性和滯后性。但“小屏幕”卻讓每一個新聞當事人、參與者、旁觀者等都能夠用手中的智能設備將身邊發生的事件同步傳到網上，在第一時間被受眾獲知。此次抗疫，武漢火神山醫院一位網名叫阿念的患者，用手機記錄病房的故事，并實時上傳到微博，引發廣泛關注，對我的觸動很大。她那些旁白都是當天現場的有感而發，比如說“醫生逼著她和她的外婆吃飯”“醫生呼喊她的外婆，要振作起來，回家去溜小狗狗”“看到窗外另一間病房里醫務人員接力式的搶救病人”等視頻，就引起了我的反思：為什么一名普通患者發的視頻能引起那么多的關注？因為她所在的醫院和病區是民眾關注的焦點，她所記錄和傳遞的信息是受眾最想知道的，她上傳信息的即時性，作為患者視角的講述更具說服力。為此，我專門到火神山醫院的紅區采訪了阿念，并配上她之前那些有溫度的視頻，拍攝制作了題為《你雖已遠去，但愛長留人間》的新聞特寫。該報道一經推出，有100多家公眾號轉載，網上點擊量過億。這是“小屏幕”推動“大屏幕”的典型案例。抗疫報道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二、處處有聲，草根“記者”逼迫職業記者加速
“落地武漢，外面漆黑一片，隱隱感覺空氣里都有病毒似的，不敢大口呼吸”“第一次進入紅區，我一下就站住了，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走！”“摘下口罩，她們臉上的勒痕讓人心疼”，這是第一批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們，在不同時期發布在朋友圈和抖音上的幾條圖片和視頻,被上百家媒體公眾號轉載，這是抗疫之初發布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和病毒短兵相接的新聞信息之一。這些草根“記者”用手機記錄下的片段和場景，成為職業采編人員的新聞素材，經過再挖掘和編輯制作，一組組展現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不懼生死、催人淚下的新聞通過微信公眾號、微博賬號等被廣泛傳播。其中，草根“記者”功不可沒。
在武漢一線采訪，職業記者對醫學知識、自身防護等方面內容相對匱乏，進入紅區或直接面對患者的機會較少，廣大一線醫務人員對記者們完成紅區的采訪和拍攝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一線護士唐杰每天在紅區完成繁重護理工作的同時，主動用手機拍攝了很多視頻資料，我們觀看這些素材發現感動的人、感動的事，然后有針對性的進入紅區集中采訪，既降低了感染的風險，又減少了對正常救治工作的干擾。依此做出的新聞特寫《火神山里的最后軍禮》《火神山里的護士先生》等，經各平臺推出后，取得了很好的反響。從此看，草根“記者”不再像過去被動地等待專業記者采訪，而是主動記錄、積極發聲。這次前方記者發表的抗疫新聞作品中，尤其畫面和圖片信息，奮戰在紅區的醫務人員草根“記者”們是有貢獻的。
新媒體不像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受篇幅、時長和數量的影響，因此抗疫報道中，很多新媒體平臺開設的《我在紅區的故事》《火神山面孔》等欄目，使更多醫務人員的故事，更多搶救患者的細節，被很好呈現，做好抗疫輿論宣傳的同時，也起到了為一線抗疫人員加油鼓勁的作用。
三、分段現聲，長篇大論向短小精悍呈現轉變
很長一段時間，在報紙上、在電視新聞中，往往都以一篇較為完整的稿子發表，作為采訪任務的結束。而隨著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興起，這種長篇大論式的完整性呈現向分段式、碎片化的短小精悍型呈現轉變。
這次抗疫電視新聞報道受新媒體影響很明顯，比如國防軍事頻道的《國防軍事早報》和《正午國防軍事》，就越來越多的以主持人帶著觀眾說新聞的方式來呈現前線的抗疫故事。比如我們采寫制作的《90后護士劉佳—長大后我就成了你》一稿，主要講述當年一名在汶川地震中獲救的女孩，如何進入軍營并成為一名文職護士，又來到武漢抗疫報恩的感人故事。在熒屏上呈現時，主持人就以現場解讀的方式，配以三段標題《這是我的命運輪回》《在面對死亡中成長》《長大后我就成了你》來予以逐步遞進式的展現，不但直觀深入，還以時間線的牽引，帶著觀眾的思緒感受兩場災難中愛的傳遞。新媒體平臺呈現新聞的方式多樣性，推動了這次抗疫宣傳中傳統媒體報道形式的創新。
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受眾的選擇性增多了，人人都可以接受信息，人人也都可以充當信息的發布者。新媒體的“受眾主導性”決定了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對信息進行檢索、閱讀、分發，打破了傳統媒體一統天下時只有專業機構才能發布新聞的局面，充分滿足了信息消費者的細分需求。新媒體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尤其碎片化的表達方式，更能讓受眾找到自己的興趣痛點，從而引發對整個故事的關注。
在兩個多月的新聞采編過程中，幾乎所有新媒體在一線鮮活故事的表達上都不約而同地采用了碎片化的表達方式，甚至“小屏幕”上的觀眾留言有時也會成為新聞的一部分，很多新聞的后續報道，其主體和靈感就來自讀者留言。在報紙和電視新聞的播發上，很多新聞也采用了分段式碎片化的表達方式。比如央視國防軍事頻道的《國防軍事早報》開辟的《影像志》等。
四、擲地有聲，新媒體管理亟待規范
隨著新媒體的迅速發展，信息傳播的管理也日趨復雜和困難。這次全國抗疫中，很多網友參與了一些突發事件的信息傳播，他們看似隨意的轉發和關注，讓更多的網民蜂擁而上，短時間就能把一個默默無聞的事件炒上熱搜。這是一把雙刃劍，用好了，在新聞傳播中會把正能量擴大化，但如果是謠言就會帶來負面影響，沒有有效管控的話，甚至會產生難以想象的后果。這次抗疫中，總體來說新媒體平臺起到了積極正向的作用，但其中也不乏謠言和假新聞，所幸相關機構及時推出各辟謠平臺，有效遏制了謠言的進一步擴散。但同時也提醒我們，新媒體的管理也亟待規范。
新媒體在傳播突發事件時效性上的優勢，傳統媒體有所不及，但傳統的主流媒體仍是輿論場的引導者。主流媒體要守好新聞輿論的主陣地，必須順勢而為，加快與新媒體融合創新的步伐，加速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的創新運用，盡量用生動鮮活的表現形式“吸粉”“獲贊”，憑借固有的公信力，成為民眾獲取突發事件信息的主陣地。針對網上的謠言，主流媒體應在關鍵時刻發布準確消息，以正視聽。讓事件本身盡量明晰，各官方媒體平臺，尤其是在“小屏幕”上作好答疑釋惑工作，及時、全面地發布信息。從這次抗疫來看，實時發布確診人數、死亡人數、疑似人數及相關人員軌跡等，就起到了穩民心的作用。
未來的媒體業態必然是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相互融合。這就要求我們的權威媒體要加速向新媒體、融媒體轉變，力量向新媒體方向傾斜，采編人員的思維向融媒體方向轉變。
（作者單位：陸軍政治工作部宣傳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