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的“冷”“暖”人生
一位同行在談到她當年為什么會從事編輯工作時講到，當時有三份工作可以選擇：電視臺娛樂新聞的編導，外資市場調查公司的分析員，出版社的文學編輯。她說，促使她做出決定的是這樣一道選擇題：當你40歲時，你是希望天天晚上指揮一幫十七八歲的小青年舉著燈牌尖叫明星的名字呢？還是在一燈如豆中跟那些已經作古或者即將作古的世界文豪們透過稿紙把酒言歡？
在“星光燦爛”的炫目與“一燈如豆”的清冷之間，恐怕沒有多少人愿意選擇后者，而這“清冷”恰恰是我們編輯的工作日常。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這是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韓儒林贈給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的一副對聯，該聯生動形象地概括了范先生畢生的治學風格，這句話后來也被出版界演繹推崇為“板凳坐得十年冷”。細思一下，這句話中其實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要坐得“冷”板凳，受得清苦不浮躁；二是要耐得“冷”十年，專心致志有韌性。
商務印書館原董事長張元濟先生一生為中國文化出版事業的發展、優秀民族文化遺產的整理和出版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時期，將該館從一個印書作坊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出版企業。他組織編寫的新式教科書風行全國，幾乎壟斷了當時中國教育出版量的52%。1932年1月29日，日軍有針對性地轟炸了商務印書館，造成這個當時的中國出版巨頭損失1630萬元，80%以上的資產被毀。同時被毀的還有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珍藏的45萬冊圖書，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張元濟目睹總廠“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片紙不存”的慘狀，痛不欲生。為讓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不再遭受損失，他將劫后余生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重新開始校勘。此后的1500多個夜晚，窗外是日漸濃重的戰爭硝煙，屋內是清冷的如豆燈光，張元濟仿佛在與時間賽跑般沒日沒夜地工作著，生怕東方圖書館的災難再次降臨。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終于出版，此時的張元濟已整整70歲。
編輯是一份離功利遠、離文化近的工作，也是一份有社會擔當的職業。著名軍旅編輯家、原解放軍出版社顧問黃濤老前輩，為了編輯出版《星火燎原》，36歲就已是總部機關正師職領導干部的他，聽從組織安排，毅然改行當起一個臨時編輯部的負責人。他從策劃篇目綱要到征文約稿，從核證史實到編輯加工，從裝幀設計到印制出版，嘔心瀝血，心無旁騖地投身編輯工作，一干就是26年。其間他歷經“文化大革命”的凄風苦雨，身心飽受重重折磨，但依然無怨無悔。他主持編纂了我軍第一部英雄傳、第一部烈士傳、第一部中國古代和近代軍事史、第一部大型革命回憶錄，以及其他紅色經典圖書，即使離職休養后，依然筆耕不綴，主持編纂的《革命烈士傳》《解放軍烈士傳》等系列圖書源源不斷地與讀者見面。從事出版工作后，黃濤的職級沒有任何升遷，但這并不影響他默默耕耘的工作作風。他說：“我在編寫《星火燎原》的時候，有著一種真摯的感情，因為編寫的都是我同時代的人，而且有一些人我當年就認識，有些材料我看到后如同身臨其境。先烈們把最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革命事業，我做一點具體工作， 還不是應該的嗎？”
作為黃濤事業的傳承人，巨大的使命感讓我感到身上擔子的沉重，對編輯工作常心懷敬畏之心，不敢有絲毫懈怠。在編輯出版《星火燎原全集》系列圖書以及百集《星火燎原》系列連環畫的日子里，巨大的文字量、繁復的核校工作，使得我們必須夜以繼日地工作。無數個加班的日子里，每當夜晚來臨時，身處靜悄悄的辦公大樓，看著窗外萬家燈火，聽著樓下大人孩子們歡樂的嬉鬧聲，望著案頭如山的書稿和手邊各種各樣的資料，我有時也會問自己，這樣辛苦地工作， 默默地付出，又無人知曉，值得嗎？但轉念想起黃濤等老一輩編輯，想起他們數十年如一日投身出版事業的事跡，便又繼續專注于案頭的工作中。
既然選擇了編輯這一職業，就注定與“星光燦爛”無緣，也無需糾結值與不值，不必計較得失與否，更不會畏懼苦和難了。人們常把編輯工作比作“為人作嫁衣”，其實這種表述過于消極了。作為編輯，他雖不是直接用自己的著述體現思想文化，但通過策劃選題、編輯書刊來反映時代的脈動，他的思想光芒早已內化于書，與書刊融為一體。默默佇立、為在茫茫大海上的船只引導航線的燈塔也是寂寞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說編輯是“導航的燈塔”可能更為準確。
司馬遷忍辱負重歷時15年編成《史記》，司馬光匯聚良才用時19 年編纂《資治通鑒》。雖然現代出版條件下，大多數圖書的出版已不再需要這么長的周期，但依然需要“十年磨一劍”、精雕細琢的經典圖書。俄羅斯教育心理學奠基人烏申斯基說過：“如果你能成功地選擇勞動，并把自己的全身精神灌注到它里面去，那么幸福本身就會找到你。”“一燈如豆”的清冷生活，如果不能全身心投入，找不到工作的幸福所在，一天兩天可以，甚至一年兩年都可以，但要堅持“十年”持續不斷地“磨劍”，恐怕誰也做不到。編輯工作既需要規劃統籌，又需要事無巨細，同時還要審閱大量的文字稿件，考驗一個人的能力素質，更考驗一個人沉得下心、耐得住“冷”的韌勁，心浮氣躁的人是干不好編輯工作的。
雖然所有的付出不一定都會有回報，但沒有付出肯定不會有回報。對編輯而言，板凳雖冷、功名雖遠，全身心投入之后卻也能收獲來自各方面的“暖”。
體味一部好書給予自己的機緣之“暖”。不少同行都深有體會，編輯生涯中能碰到好書的機會并不多，有幸遇到了，就要牢牢抓住，耐心打磨，讓它煥發璀璨的光彩。《星火燎原》自1958年陸續出版以來，歷經三個主要階段，至今已過一個甲子。而在我16年的編輯生涯中，居然有大半的時間是與《星火燎原》叢書結緣的。在8年多的時間內，我當面聆聽第一代《星火燎原》編輯部負責人黃濤老前輩的教誨，閱讀對其他老編輯的采訪資料， 整理當年的書稿檔案；奉命重新組建星火燎原編輯部后，又與第二代《星火燎原》老中青編輯們并肩戰斗，出版了迄今為止文本最全、種類最多的《星火燎原》圖書；第三階段《星火燎原》全新再版工作啟動后，又和新一代的編輯們一起，零起點學習融合出版，勠力同心，只用半年多的時間，即推出了全新的《星火燎原》精選本（融媒書）。《星火燎原》出版至今，發行近千萬冊，在新中國幾代人心中烙下了深刻的記憶，尤其當我看到年輕的部隊官兵也被《星火燎原》中的故事深深感染時，我真的是發自內心地感到高興和自豪。
感受來自作者的榜樣之“暖”。在編書過程中遇見優秀作者，與作者交流，從中吸取營養，提升自身學養，是編輯的幸福。在編輯《星火燎原》系列連環畫時，浙江連環畫畫家盛元富先生擔任部分圖書的繪畫，他是一位對創作非常嚴肅認真、嚴謹細致的人。在創作《黃麻火焰》時，盛老先生自費到湖北黃安（今紅安）和麻城兩地實地考察，專門對書中所涉及的鄂豫皖地區的地形地貌、風土人情進行仔細觀察。在創作《活捉張輝瓚》時，他在寄來的畫稿中還夾帶了一張便條， 對腳本中的一段對話提出疑問：“‘要得要得’一般四川人說得比較多，江西贛州也這么說嗎？”由于當時身邊江西人不多，我打聽了半天也不得要領。在一次與送站司機的閑聊中，偶爾得知他竟然是贛州人，我如獲至寶，忙細細求教。得知贛州人也講“要得”，但平時用得不多，為穩妥起見，也為避免讀者產生與盛老先生一樣的疑問， 最后決定用“好好”更妥當，此說后來也從其他贛州朋友那里得到印證。雖然我與盛老先生至今未曾謀面，但通過電話、書信交流不少，盛老先生嚴謹的工作態度和治學精神讓我欽佩不已，受益良多。
收獲一波自我成就的提升之“暖”。做好編輯工作，一個最大的收獲，便是可以讓自己在某一領域的專業水準獲得快速提升，這不失為一種學習的“捷徑”。我的不少同行，有學新聞、哲學的，還有學通信、測繪出身的，但從事軍事出版工作多年之后，他們不少人都成為了軍事歷史、軍事裝備知識的行家里手。百集《星火燎原》系列連環畫以榮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的《星火燎原全集》為基礎，生動反映我軍在革命戰爭年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大戰役、經典戰斗和可歌可泣的斗爭生活。但仔細閱讀《星火燎原》便可發現，作為一部征文的匯編，它的內容分布并不均衡，有些歷史事件寫的人比較多，有些則少有提及。《星火燎原》連環畫中的100個故事不僅要涵蓋我軍的三個主要歷史階段，還要兼顧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各個革命根據地、各支抗日武裝力量等方方面面；同時，同一事件不同人的回憶也時有出入，必須捋出一條完整的線索，才能保證編出一個權威的腳本。所以，將《星火燎原》改編成連環畫實際上是一次全新的創作，不僅要體現人民軍隊光輝歷史的清晰脈絡，更是考驗編者對軍史細節的把握和考證。結果，一個文字量不到一萬字的腳本，反復推敲甚至推翻重寫的事情經常發生，編輯審讀的文字量更是成倍增長。像反映古田會議的《定綱古田》是三易其稿，反映湘鄂西革命斗爭的《再起湘鄂西》則是七易其稿。同時，在細節上也要通過各方資料相互印證才能最終確定。像紅軍第一次反“圍剿”中被活捉的敵18師師長張輝瓚是不是還有個大家普遍認為的“前線總指揮”的職務？羅炳輝的紅9軍團在長征途中智取的究竟是長巖還是瓢兒井？陳毅寫《梅嶺三章》的時間與齋坑事件是同一時段發生的嗎？等等。都需要我從說法不一的龐雜史料中理出正確的頭緒。日積月累的結果，是在與軍史專家進行交流時，他們很是訝異于我對這部分歷史的熟稔。從原來軍史知識的“小白”，到現在能與軍史專家進行一些深入的探討，或許與那些“一燈如豆”的無數個加班的夜晚不無關系吧？人生就像儲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會在未來的某一時候回饋你。
十多年緊張忙碌的編輯工作讓人時有心力交瘁之感，還落下了不少“職業病”。像對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文字和圖片，會不由自主地用審視的目光檢視一番，還有錯必改，也不管是在什么文案什么材質上。作為女性編輯，這種強迫癥和完美主義者的表現有時更明顯。坐在編輯這張“冷”板凳上越久，收獲的溫暖卻也越多，這源于我對出版事業的熱愛，對編輯工作的熱愛。選擇做一個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軍隊出版人，我無怨無悔。
（作者系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出版社副總編輯、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