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格局嬗變對國家安全的結構性影響
摘 要：融媒體時代，新聞的實時傳播對國家安全產生的影響作用迭加。部分微事件可能帶來全局性、戰略性影響；輿論的不穩定性增加了公眾的不安全感，甚至釀成安全危機。正確引導和應對新聞媒體的輿論走勢，成為確保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保證。
關鍵詞：媒體格局；國家安全戰略；新聞實時傳播
2019年1月21號，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論及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時，重點強調了壯大主流輿論、加大輿論引導力度的問題。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主題組織集體學習，并走出中南海，來到人民日報社，在報社融媒體大廈內舉行。習總書記在主持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從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的高度，認識和把握輿論引導工作和媒體創新發展。
五天之內的兩次活動，傳遞了重要而豐富的信息，需要我們深刻領會。對于正在發生的輿論生態和媒體格局巨變，必須從強化國家安全的層面理解、把握。
今天，“互聯網+”以遠超人們預料的深度和廣度，塑造出了嶄新的傳媒格局，國家安全領域的議題在媒體新格局中得以呈現和解讀的方式，較之以往，表現出眾多新特點，改變著社會公眾的國家安全認知方式和實踐參與方式。
一、新聞的全球實時可見，使部分微事件可能產生戰略性全局性影響，大量生成意料之外的國家安全變數
借助網絡，今天媒體對國家安全事態的報道能力有了質的提升，呈現出了某種“全球實時可見性”態勢。有些突發事件，距我們可能有千里、萬里之遙，但同時也很近，因為它就在你的手機上、電腦上、電視上，近在咫尺。不管你在哪兒，就信息和信息的影響而言，它都跟你零距離。由此，一個看似微小、局部、偶發的事件，比如一次小規模的沖突，甚至指揮官一個不恰當的言行，往往因為大眾媒體的報道而成為全球熱點，給別人趁機介入制造機會，對國家安全態勢產生全局性影響，沖擊國家的政治、軍事、外交決策。如媒體報道泄密、媒體報道不當導致突發沖突失控等等情形，使國家安全領域的“蝴蝶效應”變得更加明顯起來。今天，在全球各熱點地區，這類戲碼正在不斷上演。
這種“蝴蝶效應”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國家安全科學決策和科學執行的阻力，導致一個國家的安全戰略容易受制于錯誤輿論，甚至被片面、沖動的民眾情緒所左右。其情形大致有：和平主義誤導，導致消極軟弱；好戰思潮鼓蕩，導致激進冒險；敵友認知錯位，導致錯失機遇；民意左右搖擺，導致進退失據等等。
二、受媒體報道趨利性影響，炒作國家安全威脅、炮制“公敵”等成為一些媒體常規動作，公眾不安全感增強，輿論不穩定性明顯，加劇了安全風險，釀成了安全危機
學者張旭東在一次演講中說：“在時空意義上，今天世界是被高度壓縮、高度同化的空間，我們在比較文化、跨文化交流意義上的方便，同時也是沖突。而沖突直接可能帶來戰爭、毀滅。這是我們理解全球化要考慮的一個要素?！边@樣的過程，跟媒體在商業利益驅動下的全球擴張有著密切關系。對商業利益的追求，也使得很多媒體對于他國復雜、敏感的國家安全議題采取了一種好為大言、刻意炒作的態度，以所謂的“新聞自由”為招牌，把關涉重大的議題變成了吸引眼球的媒體“名利場”，甚至是個別記者的“個人秀場”。2015年，法國《新觀察家》駐京記者郭玉對我反恐行動的刻意歪曲，即屬此例。其直接后果是，雜音謠言頻現，制造安全隱患。國家安全領域難免出現的壞消息，包括誤解、錯報、誤傳的消息，將在有關方面沒有來得及干預之前，就影響到社區、家庭以及個體。他們的信念和責任，可能會因全球媒體的幾句話而消解。
另一方面，媒體發展的商業化、媒體格局的市場化，造成了媒體對國家安全風險和災難的長期熱衷報道。這種情形的積累性后果，造成了這樣一種社會心態：人們頭腦中的世界存在著超過真實世界實際危險程度的安全風險感知，而此種“超標的風險感知”會加劇公眾的不安全感，經過復雜的過程，繼而演化為國家安全的真實脆弱性。我們說今天的人類社會進入了“高風險社會”，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進一步觀察，還可以發現，這種情形很可能會給國家總體安全帶來一種不健康、不理性的潛在社會心理基礎，那就是：公眾對戰略層面、長遠的國家安全漠不關心，對涉及自身利益、短期利益的安全問題則又過度敏感，形成一種“冷漠—過敏”彼此紐結的特殊的公眾情緒反應模式。這種由于過度聚焦、過度渲染而導致的麻木，則從長遠來看更為危險。這正如美國學者威廉·米切爾在其《圖像論》一書中所言：“（在媒體的影響下），那些本應該保持警惕、受過教育的人會把對一個如伊拉克這樣的阿拉伯國家的摧毀僅僅視作一部壯觀的電視劇，并以正義戰勝邪惡的簡單描述總結這個過程，然后從公眾記憶中抹掉……讓所謂‘善良’‘溫柔’之國接受對他國無辜民眾的摧毀而不必有罪惡感?！?/p>
三、多元行為主體低成本、經?；\用媒體實現利己性安全利益，對他國安全構成挑戰和壓力
阿爾溫·托夫勒在《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中說：“世界已經離開了暴力與金錢控制的時代，而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擁有信息的強人手里，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利用英語這種強大的文化語言優勢，達到暴力和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
互聯網帶來的大眾傳播的普及和興盛，使得越來越多原來意義上不足以對國家安全事務施加重要影響的政治勢力、利益集團，能夠借助大眾傳播，掌握誘發和影響國家安全事態改變的行為能力。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壟斷性地控制大眾傳播信息系統的人，就有可能成為左右國家安全形勢變化的幕后操盤手。對此，托夫勒還有一句預言道：“明天的一些最主要的戰斗將發生在輿論宣傳的戰場上?！?/p>
比如，大眾傳播是恐怖活動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如果沒有大眾傳播對其血腥行徑的大肆宣揚，恐怖分子挑動民眾恐慌、造成政治壓力、制造社會緊張和分裂的目的就不會達成。尤瓦爾·赫拉利在《今日簡史》里寫道：“既然公眾看到世界貿易中心轟然倒塌，儼然一幕恐怖場景，國家想打擂臺，場面就得至少一樣壯觀，最好有更大的火、更多的煙。因此，政府采取的不是安靜、有效的行動，而是掀起一場猛烈的風暴，這常常正中恐怖分子下懷，這是他們最希望成真的美夢……恐怖分子殺了100個人，接著就讓一億人都以為每棵樹后都藏著一個殺人犯。”
從西方國家看，運用媒體通常是他們對他國發難、實現自身戰略利益的重要手段。如，污名化攻擊常常就是戰爭的前奏。伊拉克戰爭前，美國的主要領導成員，輪番發表講話，不遺余力地抨擊薩達姆政權。在聯合國大會上，在國會就攻打伊拉克進行表決前夕的電視演講中，在布拉格北約首腦會議上等重要場合和時機，布什都就“倒薩”作了充分闡述，公開把伊拉克確定為“邪惡軸心國”之一，多次把薩達姆說成是“殺人成性的暴君”“最邪惡的獨裁者”“巴格達的屠夫”“國際歹徒”等。
西方國家甚至采取故意泄密的手段，釋放特定信息，實現自身攻擊性、排他性的國家安全謀劃（當然這種謀劃很可能并不真正符合其國家安全利益尤其是長遠利益）。2002年3月11日，美國在阿富汗軍事行動基本結束，《洛杉磯時報》突然報道了一份美國國防部秘密文件，稱如遇“非常時期”，美國將對俄國、伊朗、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中國和朝鮮等七國動用核武器。但據學者張巨巖等研究表明，這實際就是通過故意向媒體“泄密”來釋放戰略威懾心理戰信息的手段。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始后的第一波次“斬首”轟炸中，美軍用導彈襲擊巴格達，欲一舉消滅薩達姆。第二天，美國主流媒體十分迅速而詳盡地報道了美軍實施這一秘密決策的全過程，給人以伊拉克政府內部確實有人向美國情報機構透露了薩達姆的行蹤的印象。
由此，媒體成為國家運用來進行地緣政治博弈的利器。我國當前維護國家安全時所承受的壓力，部分就是由某些國家借助媒體來制造的。為限制中國、對抗中國，有關國家沒少使用“軟”手段。
（作者系國防大學政治學院軍事信息與網絡輿論系輿論斗爭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責任編輯：呂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