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也是主旋律 批評也是正能量
摘 要： 當下有的媒體或多或少存在“去雜文化”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同志對雜文的認知出現問題。只有從深層認知雜文的本質、特性、功能，才能使雜文成為思想文化百花園中的絢麗花朵，為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雜文；主旋律；深層認知
雜文也是主旋律，批評也是正能量，這是十多年前筆者在接受《雜文選刊》采訪時提出來的觀點。其實這是一個常識，并無新鮮之處，可社會紛呈復雜，即便是常識，有時也不得不大聲疾呼出來，非如此不能讓常識成為常理、常事、常態。
一
對雜文的認知，原本并沒有問題。雜文是一種反映社會事變、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的文藝性評論。與其他文體不同的是，它在語言表述上具有短小精悍、鋒利雋永、曲折冷峭、托物言志、幽默詼諧、嬉笑怒罵等特點。雜文因其擁有獨特的思想性、藝術性、知識性而為人們喜愛。魯迅之所以成為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不僅僅因為有《阿Q正傳》《故鄉》等小說散文，更重要的還是雜文，是其雜文的思想深刻性、藝術多樣性、知識豐富性而為人們所欣賞、尊崇。
20世紀以來，人們高度認同和推崇雜文。魯迅執著而專注于雜文，成為現代雜文的開山鼻祖。毛澤東喜愛雜文，也擅長雜文，他曾說，假如讓我選擇職業的話，我想做個雜文家。他在少年時代寫的《商鞅徙木立信論》和革命戰爭年代寫的《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評戰犯求和》《別了，司徒雷登》等，可謂是一篇篇成色十足的雜文。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蔡元培、胡適、梁啟超、章太炎、葉圣陶、鄭振鐸等，也都是雜文的推崇者和寫作者。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和改革開放初期，雜文隨著思想大解放而得以解放，人們的思想解放也無不受益于雜文的解放和助力，雜文進入又一個繁榮期、高峰期，并成就了一大批諸如嚴秀、邵燕祥、何滿子、牧惠、劉征等雜文大家。雜文以其“匕首”“投槍”的性格針砭時弊、激濁揚清、革新鼎故而被人們譽為時代的聲音和社會的良心。
但時下雜文的處境日益式微，不僅雜文的銳利在鈍化、鋒芒在削弱，雜文作為一種文體在一些人眼中也成了“罵文”“誹文”“牢騷文”而不受待見，甚者干脆將雜文從報刊上“驅逐”出去，個別的報刊甚至把“去雜文化”作為辦報辦刊的“經驗之談”。有的雜文報刊、欄目（專版）沒有了，有的雜文見報的頻率減少，有的雜文品種雖然尚在，但內容只剩下家長里短、陳年舊事、風花雪月、山高水長。雜文步入這個境地，很顯然，是一些人對雜文的認知出現了問題，這就是雜文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問題尖銳、犀利、不留情面的批評容易刺痛某些人敏感的神經，認為它會讓人們覺得社會陰暗面太多，不光彩的事太多，甚至有擾亂視聽、誘發不穩定因素之嫌。因此，與其讓其找麻煩，不若將其“驅逐”之、淡化之。
二
一篇文章、一次演講、一篇小說、一部電影，是不是主旋律、正能量，不是看它是批評還是頌揚。頌揚美好的、健康的，是主旋律、正能量；批評丑惡的、落后的、腐朽的同樣也是主旋律、正能量。中學數學中有一個基本原理，叫“負負得正”。批評丑惡、腐朽，即否定之否定，可謂“負負得正”。如果說一切批評、批判、譴責、抨擊、諷刺、質疑都成了負能量、反作用力，那么，也就意味著社會一切丑惡、腐敗、不仁、不義、不公、不倫的東西都不能鞭笞、擯棄、毀掉，這豈不等同于對這類東西的放縱和慫恿？否定雜文，猶如萬頃叢林滅掉了喙木鳥，醫治病人沒收了銀針和手術刀，面對邪惡勢力收起了匕首和投槍。
其實，要在社會輿論和人們觀念中形成一種負能量，也未必一定是雜文，一則笑話、一首童謠、一個“順口溜”皆有如此效應。“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這首童謠對于漢末權傾朝野的董卓來說就是負能量，最終也確實因其輿論作用而加速董卓的滅亡。這說明，為弘揚主旋律而將雜文這一文體加以否定，是很幼稚的。
當然，雜文領域也出現過雜文是“匕首、投槍”還是“銀針、手術刀”等定性和功能的爭論，其實，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無論是“匕首、投槍”，還是“銀針、手術刀”，都并沒有改變其作為批評武器的特性和功能，只是語言的銳鈍、輕重程度不同而已。“匕首、投槍”或許能置對手于死地，但這也沒有什么好驚恐的，當死亡的必須死亡，當絕種的也必須絕種，比如權力腐敗，就是要擲以“匕首、投槍”，將其根絕，不留一點活路。又如封建迷信，導致社會愚昧，引人誤入歧途，也必須擲以“匕首、投槍”，斬草除根。再比如分裂國家和破壞民族團結的行徑，不以“匕首、投槍”以擊之，不足以產生警世和震懾的威力。“匕首、投槍”有時確實顯得兇狠，但有時必須擁有。可見，批評、抨擊、諷刺是不是正能量，并非由表達形式或文體決定，而是由它的正當性、合理性來決定。任何正當的、必要的批評、抨擊和諷刺，都是主旋律、正能量。批評和贊美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
三
如果將雜文的所作所為加以分類，那么也可以看出雜文到底做了些什么？筆者以為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是頌，即頌揚。雜文的本性是抑惡揚善，激濁揚清，堅持真理標準，不戴有色眼鏡。請注意，這里有“揚善”“揚清”之謂，這就是對真善美的事物給予肯定和頌揚，以達到引領人們棄惡從善、積極向上的目的。魯迅的批判是冷酷無情的，但他也寫了許多頌揚和贊美的文字，比如《沙》《這樣的戰士》《紀念劉和珍君》《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字里行間都飽含著對社會新生事物、新生力量、共產黨人、勞苦大眾、人們的戰斗意志和反抗精神的贊美。雜文從來都是當頌即頌，當抑則抑，正如魯迅說的，“我還更樂觀于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鄧拓先生的《初生之犢不畏虎》，馬鐵丁的《火柴頌》等，都屬于歌頌性雜文。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的繁榮、社會的進步，歌頌性雜文日見其多。某年冬季，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到山東、河南視察受災情況。他走村入戶，噓寒問暖。隨后，他并沒有回省會住領導人常住的賓館，而是選擇當地一家酒店入住，并在此辦公。賓館除了加強一些警衛，周圍并沒有戒嚴，行人如往常一樣行走。為此，筆者就寫了篇題為《“行人如常”與“視己如常”》的文章，認為，領導人出巡，能做到“行人如常”，最關鍵的是做到不把自己當特殊人物，視己如常。雜文即“直文”，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辨清是非曲直，引導社會輿論，因此贊美同樣成為雜文的使命任務。
二是笞，即鞭笞。相對于贊美而言，鞭笞世間假惡丑，揭露社會陰暗面，則是雜文更重要的使命。如果說，面對社會陰暗面、假惡丑，人們會“口誅”，那么落到紙面，就是“筆伐”。這種“筆伐”大體上可歸之于雜文。雜文是給錯誤觀念把脈，將丑惡現象剖析，推落后意識進步，為不良行為糾偏，就是從細微處察看社會問題，把細小的問題放大了讓人看，讓人警覺、使人明理。魯迅在《做“雜文”也不易》一文中說：“比起高大的天文臺來，‘雜文’有時的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照膿汁，有時研究細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來看，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而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魯迅這里所講的“穢水”“膿汁”“細菌”“蒼蠅”等，就是社會的陰暗面、假惡丑。查找、解剖、閹割、清除這些東西，就是雜文的使命。對于以擔負這樣的使命為己任、以完成這樣的使命為光榮的雜文，不容置疑地屬于主旋律、正能量。如果不是，難道與“穢水”“膿汁”“細菌”“蒼蠅”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通同作惡，才是好的嗎？鞭笞者、批評者，或站在社會主導者一邊，或站在社會主導者另一邊，甚而站在對立面，其實也都沒有什么關系，只要是有價值的批評，提出值得警惕的問題，都應歸之于好東西。正所謂“偉大的批評者往往是偉大的愛國者”（諾姆·喬姆斯基語）。柳宗元曾作《敵戒》（也是一篇犀利的雜文）說：人們不能“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也，吾亡無日’。”可見，哪怕是站在對立面的攻擊和謾罵，只要正確，同樣不失為有益之言。習近平總書記曾警告領導同志“要容得下尖銳的批評”。所謂尖銳的批評，就是那種不乏抨擊性、諷刺性、苛刻性等不留情面的批評。
三是疑，即懷疑、質疑。如果說科學由疑問而進步，那么道理則由疑問而明晰。疑，是雜文又一可貴品質，它不習慣于人云亦云、隨聲附和，也不習慣于襲人故智、拾人涕唾。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似是而非的東西，也有許多人們習以為常的做法，還有許多承襲已久的思維，雜文要做的往往就是挑明這些似是而非的東西，肢解習以為常的做法，破除承襲已久的思維，這是破門推窗的思維，啟人心智的思維。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中用“一不作聲、二目無光、三餐不吃”等十個排比句，把人們一直以來奉為神明的偶像反諷得一無是處。他用勇敢的思考打破了人們一直以來對偶像的盲目崇拜。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一文中，對所謂的“死事小失節事大”節烈觀提出一系列的疑問，認為“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已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么？”如此為女性解放的吶喊是何等堅決而鏗鏘。魯迅的《燈下漫筆》對數千年來的所謂“固有文明”產生諸多質疑，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對于幾千年來的“父對于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等觀點提出質疑。所謂疑，就是從平常中看到不平常，從習慣中洞察出不習慣，從而引導人們對問題重新思考，改變不合時宜的做法。不疑，則無以進步。
四是憂，即憂患。世人常把“杞人憂天”中的杞人當笑話看，其實不然，在人們對大自然認知水平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天就是人們頭頂上的與地一樣物質構成的蓋子，杞人擔心天會不會在某個早晨塌下來，并非多余。人們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不利的事情表示擔憂，就是憂患。憂患是一種前瞻性思維，是社會生存發展十分需要且十分寶貴的意識。魯迅雜文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憂患意識—為天下憂、為民族憂、為國民劣根性憂。雜文的憂患，就是在風平浪靜時想到驚濤駭浪，在歌舞升平時想到危機四伏，在蒸蒸日上時想到心勞日拙。雜文不是喜鵲，而是叫著別樣聲音的烏鴉。“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畢竟世事曲折艱難多于歲月靜好。社會進入再好的時代，憂患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定程度上說，越是在發展崛起過程中，隱憂越多。在今日之中國，對內，我們有全面脫貧之憂，貧富差距之憂，污染防治之憂，老年社會之憂等。對外，我們面臨周邊安全之憂，單邊主義之憂、貿易保護主義之憂，境外投資風險之憂等。雜文之憂，是為國之憂，為民之憂，為未來之憂，也是赤子之憂。也有人把憂患稱之為哀愁，道理是一樣的。沒有《國際歌》的哀愁，就不會有無產階級的覺醒，沒有《悲愴交響曲》的哀愁，不會有俄羅斯民族對光明未來的追求和信心。哀愁是一種不甘沉淪的情結。作家遲子建說，真正的哀愁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是可以讓人生長智慧的、增長力量的情愫。如果沒有了哀愁，人們連夢想也沒有了，而缺乏夢想的夜晚是那么的混沌，缺乏了夢想的黎明是那么的蒼白。雜文人所做的正是那種不想讓夜晚那么混沌、黎明那么蒼白的人。
五是倡，即倡導、建議。雜文也破，但很多時候是立。魯迅雜文中就有很多建設的性的話語，1926年春，發生北洋政府槍殺請愿市民和學生事件，魯迅在憤怒討伐北洋政府的同時，不無悲憫地說道：“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系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他建議，作為革命青年不必作無謂的犧牲。胡適的雜文也有許多建設性內容。他在《我們能做什么》一文中，試圖回答青年人在國家危亡面前的苦悶和失望，說道：“正因為我們今日的種種都是從前努力不夠的結果，所以我們將來的復興與興盛絕沒有捷徑，只有努力工作一條窄路，一點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廣為人知，更無須贅語了。對于治國理政，雜文同樣不失許多建設性的文字，像聶紺弩雜文《諸夏有君論》《論中國之大患》等，一方面是對現實問題的深刻揭示，一方面又提出合理化的政治主張。雜文的建設性從來都與其破壞性緊緊相隨，其破就是為了立，撕開瘡疤正是為了愈合瘡疤。
四
綜上所述，雜文實質上就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另一個站立點上對問題進行思考，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不可或缺的另類思維、別置一喙。雜文雖然無法讓所表現的文字都做得盡善盡美，甚至不可避免地帶著刻薄、偏激、悲愴、孤傲、嘲諷等天然的性格，讓一些人產生不悅，但卻無法阻擋和否認它所飽含的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懷，以及據事而論、據理而辯的科學道理。易中天在詮釋什么是“科學精神”時說，科學精神就是“懷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實證精神”。而這也正是雜文精神。雜文精神既然是一種科學精神，我們就應該尊重它、愛護它、繁榮它，讓它為社會文明進步發揮應有的價值和作用。
（作者系解放軍報社理論宣傳編輯室高級編輯）
責任編輯：姜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