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通訊的采訪與寫作（下）
（上接第1期）
4.不拘一格的結構方法:從空間上說，無非是遞進結構與并列結構。但是運用起來,變化就多了。下面講幾種常用的結構:
①卡片式結構。如《廉可生威》(載《解放軍報》1989年8月17日第1版)全篇由4張卡片組成:“4000美元的紅包”“1000臺彩電”“10臺面包車”“一條海外新聞”。4張卡片講了4件事,但不是故事集納，也不是事跡通訊，而是工作通訊。每一個故事講完后由一名知情者出來證實并評論，像4個一事一議的組合，但4件事之間是遞進關系。結構看似呆板，但明快鮮明，寫作上便于駕馭,如果能讓語言活潑起來，就能彌補結構單一的不足。
②談話紀要式結構。如《同心同在事業上，同德同在真誠上》（載《解放軍報》1989年11月28日第1版)是一種較為典型的談話式結構，全篇基本上都是校黨委負責人和老中青知識分子的談話，一人一段，組合而成。采用這種結構方法的前提是，談話本身要有較高的質量，有事有理，事理結合，并且思想有針對性和一定的深刻性，否則就不易采用此種結構。嚴格地說，談話紀要一般不屬于工作通訊的范疇，但是就像可以用談話體寫報告文學一樣，同樣可以用談話體寫工作通訊。問題在于談話體的報告文學是報告文學的談法，工作通訊是工作通訊的談法，理論問題是理論問題的談法。作者在選擇、整理時要充分注意到體裁本身的專門要求。談話紀要體工作通訊有時分小標題，有時不分小標題，這要由內容來決定。如果內容本身十分連貫，聯結緊密，就不如不用小標題一氣呵成的好。如《與英雄硬六連抬杠記》就是如此。
③對話式結構。與談話紀要式結構大致相同，只是變成了以回答式為主的對話形式。如《三茬班子一個“灶”》(載《解放軍報》1991年7月3日第1版)即是。
④調查報告式。如《第一生產力的結晶》(載《解放軍報》1989年8月13日第1版)實際上就是一篇調查報告。第一段“孔雀中南飛”,主要是寫第一軍醫大學的辦學成績;第二段“奇跡之源”是回答為什么會取得這么多的成績;第三段“‘華山’一條道”緊接第二段闡述唯有改革，發揮第一生產力的優勢，才是社會主義大學的辦學方向，這一段可以說是第二段的一部分，只是單獨抽出來講而已;第五段“更大的奇跡在后頭”是對第一軍醫大學的前途展望。與調查報告所不同的是，語言包括小標題沒有按調查報告要求而是按工作通訊的要求來寫來做。如果把語言和標題一換,就會成為一篇地道的調查報告。這種形式在報刊上用得較多，看一些好的調查報告，對寫工作通訊是大有好處的。
⑤散文式結構。如《春雨靜悄悄》(載《解放軍報》1991年4月8日第1版)有些像抒情散文，《犁與劍，彼此不是單行線》(載《解放軍報》1991年4月7日第1版)有些像議論性散文。說它們像散文，是因為所用材料非常散，而主題十分集中，具備散文的特點。用這種形式寫工作通訊，對作者的文字水平要求較高，對作者駕馭材料的能力和掌握材料的能力也是一個考驗。我個人的體會是，是否采用這種形式來寫，要看當時的“感覺”，“感覺”較順，脈絡十分清楚,又有點話直往外涌的味道，就可以一氣寫成。硬寫往往寫不好。
⑥文章式結構。這種形式在工作通訊中用得較多，主要特點是按思想邏輯來結構,層層深入。如《從經常性工作落實起》，就是采用的文章式結構。用這種結構時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既要邏輯清楚又不能給人以邏輯推理推出來的感覺。要避免這種情況，主要是從事實出發，要理服從于事，不要將事硬扭到作者邏輯推理的理上。像《從經常性工作落實起》第一段講“養底氣得靠‘家常飯’”后，如果邏輯推理，勢必推出“怎樣吃家常飯？”但第二段作者來了個“無浪的海底臥蛟龍”。為什么呢？一是部隊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是對出名掛號的工作善于突擊,而對經常性工作往往忽視。咋咋呼呼,大張旗鼓者不一定工作扎實。相反，那些不吭不哈、埋頭苦干者往往才是真正抓落實的人。第三段、第四段也一樣,既不悖于邏輯，又非邏輯推理的產物，而是從事實中歸納出的問題出發。這樣才不至于讓人看了前面就知道后面，才顯得活潑。因為事實比邏輯本身活躍得多。
除了上述幾種常用的結構之外,夾敘夾議體的工作通訊甚至還可以寫成通報式，“四不像”也未嘗不可，只是要注意克服機關腔。
(三)關于敘述體的寫作
敘述體的工作通訊與評點體、夾敘夾議體最大的不同在于全篇不發一句議論，所以常常不被人劃入工作通訊的范疇。但是有些通訊既非人物通訊又非單位事跡通訊，只能歸入工作通訊一類。如《“揮淚斬馬謖”之后》(載《解放軍報》1990年12月14日第1版)我認為就是一篇工作通訊。全篇雖然沒有一句議論，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比議論還要深刻。全文才900余字,用了6個小標題，一環扣一環，層層深人，波瀾迭起。這篇小稿見報時，值夜班的楊子才總編輯臨時加了一篇編后,叫《不做半截子工作》，算是為這篇通訊點了題。寫敘述體工作通訊要把握三點:
首先，事件本身必須具備有較強的故事性和思想性。《“揮淚斬馬謖”之后》采訪時，并未直接發現這件事,某師在匯報“駁歪歪理教育”時順便講到有人現身說法,駁那種“靠組織是假的，靠個人才是真的”的歪歪理。記者便追問:都有誰現身說法？說了些啥？這才引出了宋成立副連長的事。然后抓住這件事采訪，終于形成了這篇稿子。這說明故事性和思想性常常不是現存的擺在那里等你去寫,還要通過記者去挖掘。
其次，選擇敘述體來寫時，不要自己跳出來發議論,而要下功夫在敘述中體現出思想性來。這往往比自己出來議論更難一些。要訣是緊貼著思想性來敘述，與主題無關的事哪怕再生動也一定要割愛。《“揮淚斬馬謖”之后》中的宋成立和與他有關的事還很多，有些也十分生動，如團里派去合肥為他找房子的人，可謂磨破了嘴皮,想盡了辦法，才為他找到一間房子。但如果寫出來，勢必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到看他們的事跡上去，而沖淡本文的主線。因此，只用一句話—“你別說，還真靈”—便把這個過程講完了。
第三,敘述體工作通訊雖然接近于人物通訊和單位事跡通訊,但所用的語言仍然是工作通訊式的,要簡約概括地敘述,不可拘泥于細節。
三、從工作通訊的共同規律看采訪
前面已經講到了工作通訊的共同規律和要求,不再重復。問題在于:第一，如何找到寫工作通訊的材料？第二,碰到可寫的題目后如何去深入采訪？
有經驗的記者一聽、一看材料,就知道可否寫，可以寫成一個什么東西,就像有經驗的雕塑家一看材料便知可雕成個什么一樣。
先說如何去找材料。這個問題解決了，第二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能否找到可寫工作通訊的材料有三個先決條件:平時腦子里是否裝著問題，此其一;其二，對工作的熟悉程度;其三，對部隊情況的熟悉程度。一般來說，對工作和部隊情況越熟悉，越易找到可寫的材料。這似乎是老生常談,但是不可或缺的老生常談。
我舉個例子來說說這種老生常談。1989年底我在硬骨頭六連采訪，發現連隊的營房舊貌換新顏了。一問師長，他說:現在我好辦了，總后一年給我一兩千萬改造舊營房，直接落實到營,誰也截不了。當時我就想到一個問題，過去人們常說在中國，上面再好的經到下面非念歪不可，這件事為啥不被歪嘴和尚給念歪了呢？于是覺得這件事有點嚼頭。因為當時不是為采訪這個而去的，這件事便放下了。后來總后營房部搞了老干部住房管理的計算機系統，我去寫了個現場見聞。中間我順便問營房部周部長:下面對營以下營房工程有口皆碑，你們有啥高招嗎？他簡要地給我講了一些情況，我聽了之后覺得這件事可以做一篇好文章。因忙于其他稿子，此事又擱下了。 到了1991年初，抓落實的問題突出出來。軍事處張宗銀主編約我寫一點這方面的工作通訊，于是我立即想起了營以下營房工程。到營房部采訪了半天，很快便寫出了《落實，從出發點上開始》這篇工作通訊。文中針對的三個問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歪嘴和尚”“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均是平時在部隊采訪中深有感覺的問題,采訪和寫作時便自然地與這些面上存在的問題聯系起來了。要說這篇工作通訊還有點思想性和指導性，那都是因為平時腦子里就裝著問題使然。否則，你臨時哪兒去想出什么問題來？這篇東西寫得快,出得快,離開了平時的積累也是不可能的。
接著說說抓到問題后深入采訪的問題:
1.耳聽手記心要想。想什么呢？想這個問題表現在哪幾個方面？想被采訪者談的問題是否具有普遍性？想采訪到的事例是否可以說明問題？還差什么？甚至文章的謀篇結構常常也應該是在采訪中形成的。人家談，你記，記完了再來想如何做文章，這時就可能面臨要啥沒啥的情況，還得重新采訪。
2.學會根據面上存在的普遍問題來提問。記者提問是為了引導被采訪者不跑題。有時被采訪者思路非常清楚，把他談的情況整理一下便是一篇好文章，但一般來說這種情形并不多,這就需要靠提問來誘導。提問時要考慮到采訪對象的層次，不可用寫做文章的話來問，而要用他熟悉的話來問。比如營以下營房工程建設，你如果問人家有無“歪嘴和尚”， 人家會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應該問“有無挪作他用、雁過拔毛的情況？”另外，如果人家基本談在點上，就不要輕易提問打斷他的思路。在提問時，不妨多想一點面上的情況，看與“這一個”是否能對上號。
3.對自己不熟悉的問題，先找一些懂行的人聊聊天，或者開個務虛會。首先明確面上的問題，是采訪寫作成敗的關鍵。這看似與采寫無關,但磨刀不誤砍柴工。
（作者系解放軍報社原副總編輯、高級記者）
責任編輯：姜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