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準認知域作戰之脈

——探析認知域作戰特點及發展趨勢

■楊存社

編者按

認知域作戰是以人的意志、信念、思維、心理等為直接作戰對象，通過改變對手認知，進而影響其決策和行動。進入信息化智能化戰爭時代，認知域作戰已經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樣式，各方都力圖以相對可控的方式達成政治目的。洞察把握認知域作戰特點及發展趨勢，對于打贏未來戰爭，具有緊迫而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前，認知域已經作為獨立一域登上戰爭舞臺，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常斗之域、必爭之地、勝戰砝碼。分析認知域作戰特點及發展趨勢，至少體現為以下八個方面。

認知域是軍事優勢轉化為政治勝勢的關鍵域

軍事對抗，表面上看是雙方硬實力的對抗，深層次看不管戰爭是什么性質、出于何種目的，終歸是人的意志的較量。勝利的關鍵是將己方意志強加給受眾的能力。只要剝奪、擊潰了敵人的戰爭意志，就意味著贏得了戰爭。認知域作戰，以人的意志、精神、心理等為對抗目標，增強己方意志的同時削弱敵方的意志，進而達成攻心奪志的政治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認知域是軍事優勢轉化為政治勝勢的關鍵域。隨著戰爭形態加速向智能化演進，認知質量優勢帶來決策行動優勢，不僅可在道義、法理上占據制高點，塑造正義合法的有利態勢，還可通過混合戰爭、綜合博弈手段，實現小戰甚至不戰而勝的目的。尤其是大國競爭背景下戰爭成本高昂，各方都希望通過加大認知域爭奪力度，以“人道”且“經濟”的形式，迫使對手知難而退。

通過改變對手認知，可改變其決策和行動

實施認知攻擊的目的，就是用一只“看不見的手”操控對手意志，讓對手感到“我不能”“我不敢”，繼而達到“我不想”的效果。外軍實踐表明，對人的意志、信念、思維、心理實施認知攻擊，可以是長期的文化植入，可以是“信息海洋+捂嘴封聲”式的信息壓制，可以是先入為主、搶先發聲的主動塑造，也可以利用歷史積怨挑動矛盾爆發。當前，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媒體技術強化了對認知域的直接作用，利用智能生成軟件，可制造大量認知“彈藥”，精準作用于作戰目標的認知層，直接將“意志強加于對手”，快速改變戰略態勢。展望信息化智能化戰場，態勢感知力量和平臺廣泛分布于陸海空天網等作戰域，籌劃、決策、控制等認知行為主導各作戰域行動，尤其是未來智能化戰爭中人機混合的認知優勢將主導戰場，可以通過認知干擾、認知混淆、認知阻斷等手段，制造戰爭認知“迷霧”，誘使對手誤判態勢，做出錯誤決策和行動。

認知域作戰是全時攻防、全員覆蓋、全程使用、全域塑造、全政府行動

認知域作戰呈現出全方位、多層次、超時空、跨領域等特點，模糊了戰時和平時、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跨越了戰場和國界，超出了單純的軍事領域，廣泛滲透于政治、經濟、外交等各個社會領域，表現為“五全”特征。全時攻防，沒有平時戰時之分，沒有前方后方之別，表現為全時在線、全時在戰。全員覆蓋，任何人甚至包括智能機器人，都可能成為認知域作戰的目標對象。全程使用，貫穿聯合作戰的戰前戰中戰后，聯合軍事行動未展開，認知塑勢行動已開始，并且伴隨軍事行動而行，不隨軍事行動停而停。全域塑造，認知塑造貫穿戰略、戰役、戰術各層，作用范圍覆蓋陸海空天網各域，跨域賦能，對全域行動都有影響。全政府行動，認知塑造天然具有戰略性，需要跨部門、跨領域、跨軍地、跨層級一致協調行動，以求達到最佳傳播效果。

關鍵是奪控行動或活動的性質定義權、過程主導權、結局評判權

認知博弈斗爭，涉及多個對抗方，看似紛繁復雜，關鍵是圍繞認知域的“三權”展開爭奪。其一，爭奪事件性質定義權。即這個事件該怎么看，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通常采取先發制人搶先定義、建群結盟強行定義、信息壓制單方定義、設置議題套用定義等，引導塑造民眾形成定性認知。其二，爭奪事件過程主導權。即這事該怎么干、不該怎么干，誰做的是對的、誰做的是錯的，通常采取設局布阱等方式，試圖按照己方所期望出現的狀態，主導目標事件發展方向、快慢、暫停、繼續與終結。其三，爭奪事件結局評判權。即對這事該怎么評，誰是獲利方、誰是受損方，誰是眼前的失利者、誰是長遠的受損者，等等。各方都力圖通過掌控事件結局的評判權，放大于己有利之處、放大于敵不利之處，目的是利用事件延伸效應，持續傷敵利己。

道義和法理是各方爭奪的焦點

軍事行動歷來講究“師出有名”。雖然戰爭形態加速演變，但是戰爭從屬于政治的本質屬性不會改變；戰爭性質和人心向背，仍是影響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認知域戰場上，占據了政治、道義、法理的制高點，就能夠贏得民心、道義支持，營造得道多助的輿論氛圍，進而掌握制敵先機。每次戰爭或者沖突，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無論是進攻方防守方還是第三方，各方都會全力搶占認知主導權、輿論主動權，千方百計用道義包裝自己、注重宣示正義立場，設法為戰爭定性、為行動正名，以消除阻力、增加助力，塑造以“有道”伐“無道”的有利態勢。戰爭雙方實力對比不同，瞄準占據道義法理制高點進行的認知對抗方式也會不同。近幾場戰爭表明，當一方軟硬實力均很強大時，即軍事實力強、盟友伙伴眾多、國際話語權占有率大，常常高調宣戰；當軍事行動有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時，則常常模糊處理“戰”的提法。

信息是認知攻防的基本“彈藥”

網絡信息時代，人類交流方式持續發生復雜深刻變化。現場交互交往逐漸讓位于網絡在線連線，一些大型社交平臺成為認知博弈斗爭的主陣地、影響民眾認知的主渠道，以信息為彈藥進行國際網絡封鎖權、話語控制權爭奪成為當今認知對抗的主要行動之一。在這些平臺上，各種短視頻成為公眾了解戰況的“第一現場”，信息比炮彈跑得快。圍繞平臺的使用與封鎖、主導與規制成為認知域作戰爭奪的焦點，各方努力通過操控社交平臺來傳播、放大己方宣傳，聲討、壓制對方宣傳，形成“我說的多、你說的少”“我說的對、你說的錯”“只能我說、不讓你說”的局面。民眾作為大型社交平臺的使用者，在“聽”與“說”甚至“做”的過程中，受別人影響，也影響別人，不知不覺地成為幕后推手的代理人和攻擊道具。

軍事行動對認知塑造具有關鍵支撐作用

人類戰爭史表明，兵戰永遠是政治較量的基礎支撐，心戰則是兵戰的效能倍增器。戰場上拿不回來的東西，不能指望在談判桌上拿回來，更不能指望在輿論場上拿回來。現代戰爭中，認知傳播行動總是與聯合軍事行動如影隨形，心戰與兵戰互相影響、互為支撐，兵戰心戰化和心戰兵戰化趨勢更為明顯。從戰爭實踐看，沒有軍事實力是萬萬不能的，但僅有軍事行動又不是萬能的。戰場上的多次勝利，并不是奪取戰爭勝利的充分條件。越南戰爭中，美雖“贏得了每次戰斗，卻輸掉了整個戰爭”。21世紀初，美國連續打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贏得了戰場勝利，也沒有贏得政治勝勢。同樣的道理，軍事上的勝勢不等于贏得輿論上的強勢，贏得戰場勝利也不意味著贏得戰略的勝利。現代戰爭中，兩類人員的作用越來越大，一類人員通過編寫成千上萬行代碼謀勝，一類人員通過編寫成千上萬條信息謀勝。這兩類人員數質量都占優的一方，取勝的概率往往就大。

認知對抗技術越來越直接運用于戰爭

以往戰爭中，對認知域的影響和作用，主要是通過物理域的大量毀傷行動，逐級逐層傳遞到認知域。隨著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生物交叉、腦科學等技術的發展和突破，新的認知戰工具和技術直接瞄準軍事人員。認知對抗不僅使用傳統的信息戰武器，而且還使用以大腦為作戰目標的神經武器庫。屆時，機器將可以讀懂人腦，人腦也將能夠直接控制機器，智能指控系統可以直接提供戰場態勢和決策輔助，逼真的認知彈藥和精準的受眾投放將極大增強社會影響效果。認知對抗技術越來越直接運用于戰爭，原來信息化所隱含的間接認知，正逐步轉變為直接對人的認知進行影響和控制。可以說，先進科技的支撐，使認知域作戰通過構建現代網絡架構、開發數據可視化平臺，快速了解信息環境并有效影響目標人群，可以更加直接高效地達成政治目的。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