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要堅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用以滋養初心、淬煉靈魂，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黨性的差距、校準前進的方向。
——習近平
寶塔光輝映照信仰偉力
■劉笑偉
“毛澤東的隊伍穿過黃褐色的山谷——頭道川，來到地處陜西黃土高原心臟地帶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吳起……在未來的漫長歲月里，他們將越來越習慣于窯洞生活。”這是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多年之后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對中央紅軍到達陜北的描述。
那時，人們沒有想到，中國共產黨這支弱小的力量，竟然能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更沒有想到，她又只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領導和組織人民革命取得勝利，建立起一個新中國。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當時，延安只是一個不起眼的西北古城、偏遠山城和貧瘠小城，但中國共產黨人的胸襟和眼光卻遠遠超越了時空。山城雖小，卻胸懷著中華民族的命運；油燈雖暗，卻照亮了中國革命的航向；窯洞雖土，卻孕育出引領時代的思想；條件雖苦，卻創造了崇高偉大的精神。
何謂延安精神？主要內容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
“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國破家亡，風雨如晦。紅軍進行艱苦卓絕的反“圍剿”斗爭和長征之際，中華民族也正如《義勇軍進行曲》里所唱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相繼侵占了東北全境和熱河省，并將侵略矛頭指向整個華北。1935年下半年，隨著日本侵略者制造華北事變步伐的加快，華北局勢急劇惡化。學生們悲憤地大聲疾呼：“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走上街頭，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由此席卷全國。
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高舉起抗日救亡的旗幟。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如暗夜的熊熊火炬，吸引著無數有志之士。
1939年6月4日，菲律賓愛國華僑王雨亭在得知兒子王唯真選擇奔赴延安之后，寫下這樣一封家書——
真兒：這是個大時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線，我當然要助成你的志愿，決不能因為舐犢之愛而掩沒了我們的民族意識……鍛煉你的體魄，充實你的學問，造就一個強健而又智慧的現代青年，來為新中國而努力奮斗！
“新中國”！這是多少中國人的熱切期望啊！
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制定和實施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廣泛發動群眾, 開展游擊戰爭，取得平型關大捷等許多重大勝利，深入敵后開創了晉察冀、晉西北等抗日根據地，狠狠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
中國人民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只有共產黨才可以把中國帶向光明的未來。
于是，無數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前赴后繼，沖破層層阻礙，在黑暗中選擇光明，在生死考驗中選擇獻身，無懼重重危險奔赴延安，匯成一道氣勢磅礴的時代大潮。
我要去延安！這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華大地上回蕩的嘹亮聲音。在通往延安的崎嶇而艱險的路上，出現了一張又一張堅毅的面孔。他們，有從淪陷區來的，有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有富裕家庭的子弟，有貧苦人家的兒女；有從大城市來的，有從小山村來的，還有從國外輾轉而來的愛國華僑。他們有的母女相約，有的夫妻相約，也有的兄弟姐妹相約，師生朋友相約，不怕艱難困苦，無懼長途跋涉，越過層層封鎖，奔赴心中的圣地延安。
從西安到延安，800華里蜿蜒起伏的山路，是用汗水和鮮血鋪成的“信仰之路”。大部分青年都是背著沉重的行李，冒著國民黨軍隊封鎖、綁架和殺頭的危險，突破封鎖線，徒步來到延安。
這一支支奔赴延安的鐵流，讓我們在時空跨越中觸摸到了信仰的力量。有了共同的理念信念，他們在小米和大米之間選擇了小米，在跋涉與安穩之間選擇了跋涉，在犧牲與茍活之間選擇了犧牲。來到延安后，他們寧愿自己挖窯洞、掄起開荒的镢頭；寧愿“樺樹皮當紙，膝蓋當課桌”，在“窯洞大學”學習最先進的革命理論；寧愿穿著帶補丁的粗布衣，吃著黑豆小米，并且以苦為樂。崇高的理想信念給了他們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力量和勇氣。
“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一位廣東青年經西安奔赴延安，路上不幸病倒，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執著地把頭朝著延安方向，雙手摳進黃土地，艱難地爬行，倒在了通向延安的路上。
渴求信仰的生命如大江大河，只有不斷流淌、一路前行，才能收獲奔流入海的壯闊境界；只有經歷九曲十八彎，才會迸發出驚人力量。
窯洞里的燭火照亮了中國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擔任《大公報》記者的范長江決定涉險去西安、延安進行采訪。
1937年2月9日，范長江來到延安，在鳳凰山窯洞里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時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做了精辟的分析。那晚的談話讓范長江覺得，中國的出路找到了。
這就是思想的力量。
1940年5月31日，愛國華僑陳嘉庚經西安到達延安。通過對延安各方面的考察，陳嘉庚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得天下者，共產黨也”。
給陳嘉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人格魅力和深邃思想。毛澤東在延安住的是土窯洞，吃的是小米飯，穿著補丁衣服開會、講課，讓人感佩和崇敬。美國記者斯特朗采訪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后，稱贊他們是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在談笑中就會揭示一個時代的偉大真理。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逐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成為指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有力思想武器。
延安時期，毛澤東閱讀了大量哲學著作。斯諾回憶道：“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他讀書的范圍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和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1937年7月至8月間，毛澤東撰寫了后來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文章，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延安期間，毛澤東還閱讀了大量軍事學著作，并先后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
燈燭輝煌，光焰燦爛。1939年10月，毛澤東在黨內刊物《共產黨人》發表發刊詞，總結了建黨以來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三方面的發展成果，提出了黨的“三個法寶”的觀點。
1939年、1940年之交，毛澤東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理論著作。
延安期間，面對各種復雜局面，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實行正確的大政方針，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大發展的形勢下，各地對干部的需求一時間變得異常迫切。面對民族解放斗爭的新形勢，1938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大力發展黨員。大批來到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入黨，有力地壯大了革命的力量。
黨中央和毛澤東高度重視對革命青年的教育，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馬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院、延安大學等數十所干部院校，培養了一大批革命所需要的精英人才。
一孔孔簡陋的窯洞，一件件打滿補丁的衣服，一碗碗粗糲的小米飯，就是一座座熔爐，熔煉著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毛澤東曾風趣地說，你們是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卻學著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延安也面臨著重重困難。
毛澤東說：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一項項符合實際的政策，一篇篇振聾發聵的文章，一次次鼓舞人心的演講，無不閃耀著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真理的光芒。
當年，毛澤東把“實事求是”作為中央黨校的校訓，其深刻含義不言自明。
為人民服務，向群眾學習
張思德，中共中央警備團戰士，四川儀隴人，共產黨員，1933年參加紅軍，經受過長征的考驗。
1944年9月的一天，張思德因公犧牲。毛澤東得知消息后悲痛地說，開追悼會，我要講話。
1944年9月8日下午，張思德烈士追悼大會在棗園隆重舉行。毛澤東走上講臺，他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在延安，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黨中央和毛澤東經常思考的重大課題。
毛澤東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和革命骨干向人民學習。針對他們當中存在的脫離實際等問題，毛澤東指出：“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
到人民中去學習、到實踐中去摔打。后來成為著名音樂家鄭律成夫人的丁雪松，1938年奔赴延安時剛剛20歲，在中國女子大學就讀。1940年底開始，中國女子大學高級班的同學被抽調參加陜甘寧邊區鄉、縣、邊區三級政府選舉。丁雪松被派遣到綏德參加此項工作。
據丁雪松晚年的回憶，到了綏德，她發現當地人難得洗一次澡，自己的衣服上也很快傳上了虱子。她想起臨走時領導反復叮囑過：要深入群眾，必須和群眾打成一片，不能嫌臟，不要怕長虱子！于是，她堅持了下來。后來，她慢慢發現了農民勤勞樸實的一面，從而端正了對工農的態度。
站穩人民立場。當時，有不少有文藝特長的青年來到延安。在延安的舞臺上，人們經常能看到《欽差大臣》《偽君子》等一些國外的著名話劇，但反映群眾生活、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很少。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毛澤東對文藝工作者們說，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還有一個大魯藝，還要到大魯藝去學習。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斗爭，廣大人民就是大魯藝的老師。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煥發出勃勃生機。他們自覺投入實際斗爭生活之中，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創作的新歌劇《白毛女》等作品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
“瓜連的蔓子，蔓子連的根。老百姓連的共產黨，共產黨連的人民。”這首信天游，永遠在歷史的天空中回蕩。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花滿河谷，碧草如茵。今日的南泥灣，荒山早已不見。延安時期，這里是砥礪中國共產黨人自力更生精神的“磨刀石”。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集中主要兵力打擊敵后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加上國民黨頑固派對陜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延安的財政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面對這種局面，毛澤東說，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于在這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
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開始了。在這場對抗外部封鎖的全民大生產運動中，延安軍民自己開荒種地、紡羊毛、燒木炭、種菜、造紙……
陜甘寧邊區流傳的“馬蘭草紙的故事”至今依然耐人尋味。
1937年，25歲的華壽俊奔赴延安，先后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和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和工作。當時，延安條件很艱苦，青年學生們甚至連學習用紙都難以保障，有時用敵人傳單的背面書寫。
當時，邊區的造紙原料主要是廢麻袋，產量少、質量低，難以用于印刷。1940年，黨組織安排華壽俊到陜甘寧振華紙廠工作，任務就是提高紙張的質量。
一天，華壽俊發現，當地群眾用一種草搓草繩。他向老百姓請教后，得知這是當地特有的一種草，叫馬蘭草。馬蘭草特別適應陜北的氣候，到處都是，用它作造紙原料，成本低，來源廣。經過多次試驗、改進，用馬蘭草造紙終于成功了。這讓延安的造紙產量一下子提高了幾十倍。
到抗戰結束，延安已擁有煉鐵、煉油、機械制造、軍工、化工等行業，紙張、煤炭、棉花等產品也實現了自給或半自給。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從另一個維度書寫著延安的傳奇。
永遠的回響
這里，是落腳點，也是出發點。人們說，小小延安繪制著未來共和國的藍圖。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以胸懷天下的氣魄，鑄就了延安精神，開拓著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試驗區”。
從這里走出了一大批新中國建設所需要的經濟、政治、文教、外交等方面的人才，奇跡般地創造了一批中國現代文化史、學術史上的精品，科技方面的成就也引起了國際科學界的高度關注。
一串串閃光的名字，一個個人才的方陣，讓延安更加璀璨奪目。
當年懷揣夢想奔赴延安的王唯真，不久之后就成為新華社的優秀記者。曾被抽調參加陜甘寧邊區政府選舉工作的女青年丁雪松，新中國成立后，成為第一位女大使，先后出使荷蘭和丹麥。那位創造了“馬蘭草造紙”傳奇的華壽俊，新中國成立后，成為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的首任黨委書記。
那些在風起云涌的時代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新中國成立后，有的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有的成為將軍，有的成為科學家、理論家、文藝家、教育家，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創建的各類學校，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等中國著名高等學府的前身。今天，這些大學延續著當年的夢想，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培育一代又一代英才。
革命戰爭年代，這里是無數人舍命奔赴的光明之地；到了新時代，這里依然是中華兒女汲取精神營養的沃土。延安時期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但延安精神成為新時代永遠傳承的紅色基因。
歲月流金，信仰永矗。今天，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上，我們迎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從南湖駛來的那艘小小紅船，已經成為領航中國的巍巍巨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門已經開啟，萬眾一心奮斗拼搏的旋律愈來愈激越昂揚。
“革命的道路千萬里，天南海北想著你……”讓我們從延安精神中汲取不竭力量，向著光輝的未來勇毅前行。
版式設計：賈國梁
圖片來源：解放軍報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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