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如何實現“熵減”

■毛煒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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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上，作戰體系可視作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諸軍兵種參戰力量相當于若干子系統，要實現作戰體系的內部高度有序，就要建立并運行能夠影響整個作戰體系的“戰爭協同機制”。這種“協同”并非單一行動的協同，而是全時空、全系統、全流程的協同。如果從“熵”的角度進行解讀，要想讓作戰體系內部更加“有序”，需用“熵減”來對抗“熵增”，從而有效提升戰斗力，增大擊敗對手的概率。

什么是“熵增”與“熵減”

熵的概念由德國物理學家克勞修斯于1865年提出，用以度量一個系統“內在的混亂程度”。所謂熵增定律，是指在一個孤立系統里，如果沒有外力做功，其總混亂度即熵會不斷增大。

根據熵增定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很多現象都能夠得到解釋，如房間不收拾會越來越亂，農田不打理會雜草叢生，食物放久了會腐爛分解，太陽會不斷燃燒衰變……由此可以推導出：恒星終將熄滅，生命終將消失，宇宙終將變成一片死寂。這個最終的狀態也被稱為“熱寂”。由于熵增定律無處不在，愛因斯坦甚至將其稱為所有科學定律的“第一定律”。

如果說“熵增”的本質是“宇宙趨于混亂和無序”，那么人類生存和文明發展的過程，就是在對抗“熵增”。薛定諤在《生命是什么》中說道：“人活著就是在對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負熵為生。”認為人只有通過攝入食物、嚴格自律，才能夠對抗“熵增”。換個角度思考，戰爭中，對抗雙方消耗、殺傷、破壞對方力量體系的過程，也符合熵增定律，甚至在加速“熵增”。那么，通過什么方式，可以有效對抗“熵增”，從而提升自身戰斗效能呢？

答案是“熵減”。如果說“熵增”代表“趨于混亂無序”，那么“熵減”就代表“趨于清晰有序”。這就帶來了一個新問題：戰爭中如何實現“熵減”？

從定義來說，“熵增”的條件有兩個：封閉系統＋無外力做功。那么，實現“熵減”便需要從兩個方面著手：開放系統＋外力做功。

所謂開放系統，就是吸收“負熵”。對于自然界的植物來說，“負熵”就是陽光；對于動物來說，“負熵”就是食物鏈下游的動植物。對于戰爭中的武裝力量來說，“負熵”則擁有更加豐富的內涵。戰爭是不斷消耗的過程，因此，對于交戰雙方而言，后續補充的戰斗人員、武器裝備、彈藥物資等都是“負熵”,也是實現“熵減”最有效的手段。此外，情報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負熵”。戰場上，情報信息能夠有效減少“戰爭迷霧”，幫助指揮員了解掌握清晰全面的戰爭態勢，從而作出正確決策。

所謂外力做功，就是建立“協調同步機制”，使系統內部各個要素高度有序，系統運行更加高效流暢，從而降低混亂度、對抗“熵增”。自然界的類似同步機制無處不在，比如鳥群、魚群、蜂群、蟻群等，它們結伴而行，同步遷徙、覓食、攻擊或躲避。這種同步機制的深層次原理尚待研究，但無法否認的事實是，這種協調同步的機制普遍且一直存在，對各類物種群體的生存和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規律同樣適用于人類戰爭。戰場上，作戰體系可視作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諸軍兵種參戰力量相當于若干子系統，要實現作戰體系的內部高度“有序”，就應建立能夠影響整個作戰體系的“戰爭協同機制”。

以“戰爭協同機制”對抗“熵增”

所謂“戰爭協同機制”，指的是全時空、全系統、全流程的廣義“協同”，并不單指作戰行動。從熵的角度進行解讀，“戰爭協同”的目的是為了讓作戰體系內部更加有序，從而對抗“熵增”、實現“熵減”。事實上，協同機制一直都存在并以不易覺察的方式影響著戰爭系統的運行。目前來看，主要包括力量、意識、思想三個層面。

力量層面的協同。這種協同方式主要是通過擺兵布陣、優化組合的方式來實現。歷史上，通過力量密切協同贏得戰爭的例子數不勝數。如貝卡谷地之戰，就是空戰與電子戰密切協同的范例。1982年6月9日，以色列對敘利亞發動突襲。以軍首先派出無人機引誘敘利亞防空導彈陣地雷達開機，F-15、F-16、F-4戰機和E-2C預警機、波音707電子戰飛機緊隨其后。其中F-15、F-16戰機用于攔截敘利亞“米格”戰機，以確保制空權；E-2C預警機全程提供指揮通信和電子干擾。這招果然奏效，敘軍防空制導雷達開機后，雖然擊落不少無人機，卻暴露了自身位置。以軍F-4戰機隨即發射反輻射導彈和空地導彈，通過信號追蹤對敘軍防空陣地實施打擊；短短數分鐘時間，敘軍經營多年的“薩姆”系列防空導彈陣地便毀于一旦。防空陣地遇襲后，敘軍戰機升空攔截。但是這些戰機還未進入貝卡谷地，就被以軍波音707電子戰飛機切斷了與地面中心的通信。而后以軍以逸待勞、協同作戰，擊落敘軍大量戰機。經此一役，敘利亞有數十架飛機被擊落，20多個防空導彈連遭重創，而以軍只損失了幾架低成本的無人機。這場作戰表明，信息化戰爭時代作戰力量的優化組合和密切協同，是實現“熵減”作戰的基本途徑。

意識層面的協同。這是比力量層面更高級別的協同，主要通過增強“協同意識”的方式來實現。作為基本指揮方式之一的分散指揮，目的就在于增強和發揮各級指揮員的“協同意識”。1948年10月15日，我東北野戰軍攻克錦州，為防止國民黨軍主力后撤，計劃就地聚殲廖耀湘兵團。10月19日，中央軍委復電批準了計劃。各路縱隊從多個方向進入戰場、展開戰斗。盡管擬定了作戰計劃，但敵主力方位不明；廖耀湘兵團也無法預見會在哪里遇到我方圍堵。雙方兵力犬牙交錯，戰場態勢迷霧重重。在此背景下，東北野戰軍指揮部適時下放指揮權，要求各部圍繞作戰意圖實施分散指揮，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開展臨機自主協同。當時，獨立第2師準確判斷出廖耀湘要從營口逃跑，在未接到野戰軍司令部命令的情況下，主動出擊，死死纏住敵人，成為圍殲廖耀湘兵團的關鍵一環。第6縱隊得知“廖耀湘決定往新民方向撤退，4個主力軍已經集中在胡家窩棚一帶，準備沿著公路推進”這一重大情報時，當機立斷展開圍堵、死守陣地，徹底封住了敵人撤退的道路。第3縱隊一部得知，在胡家窩棚國民黨軍佩短槍的比拿長槍的多、小汽車多、電話線多、瓦房上天線林立，因此斷定此處必有“大魚”，果斷出擊攻入廖耀湘兵團指揮部，一舉搗毀敵指揮中樞，加速了廖耀湘兵團的覆滅進程。我軍各路縱隊的這種思維方式，就體現了分散指揮的要旨——指揮員關注的不僅僅是上級命令的完成情況，更是上級意圖的實現程度。與分散指揮類似的指揮方式還有任務式指揮，也是強調上級充分下放指揮權，讓下級指揮官圍繞上級意圖自主行動。2003年，美軍在巴格達實施的“迅雷行動”就是典型的任務式指揮。這些戰例表明，意識層面的主動作為和相互協同，是實現“熵減”作戰的重要手段，也是未來指揮方式發展的重要方向。

思想層面的協同。這種協同主要通過思想上的“武裝”來實現。撇開意識形態、武器裝備等因素，單就戰斗精神而言，歷史上強大的軍隊，都完成了思想層面的“武裝”。例如，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中國人民志愿軍以陸軍為主力對抗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海陸空三軍，在武器裝備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均不如對手的情況下最終贏得勝利。作戰中，許多志愿軍部隊在發現美軍進攻規模較大、情況危急時，不怕犧牲，主動留下阻擊，掩護友鄰單位。通過一場場堅決的阻擊戰，把美軍的鐵甲洪流死死拖住，將戰線穩定在北緯38度線一帶。這個被美軍視為“兩次世界大戰以來碰到的最強硬的對手”，就是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軍隊。以至于西點軍校學者在總結戰爭教訓時強調，美軍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怕的是中國軍隊毛澤東化。

實現最深層次的“同頻共振”

力量、意識、思想三個層面的“協同”相對比，其對軍隊內部“有序”程度的影響呈遞增趨勢。如果說力量層面的協同是“聯合”，意識層面的協同是“耦合”，那么思想層面的協同就是深度“融合”。這種思想層面的“同頻共振”，使得軍隊每一名士兵都能夠在上級命令下全力以赴、視死如歸，將整體戰斗力發揮到極致。

舉個例子，如果上級命令甲部隊守住某座橋，以阻止乙部隊機動。力量層面的協同，能夠保證甲部隊在準確的時間節點抵達這座橋，與友鄰部隊相互支援協同作戰。這種協同方式可以保證甲部隊不折不扣地執行命令，但并不能保證任務的完成。意識層面的協同，能夠保證甲部隊在難以抵擋敵人攻勢時，通過充分理解上級意圖，主動撤至乙部隊機動路線上的另一處高地，繼續執行攔阻任務。這種協同方式主要依靠指揮官的聯合意識和臨機處置，如果對上級意圖理解出現偏差，那么命令執行效果將大打折扣。

而思想層面的“協同”，則能夠保證甲部隊堅決、徹底地完成守橋任務，哪怕戰至一兵一卒、流盡最后一滴血，也絕不讓敵人從此橋通過。這種“協同”方式將完成任務視為第一原則，這一原則高于一切，乃至生命。這也是我軍歷史上董存瑞、邱少云、黃繼光等英雄人物前仆后繼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們在思想上已經完全將自己視為軍隊集體的組成部分，在關鍵時刻堅決服從全局利益，寧可犧牲小我，也要完成任務、成就大我。

熵增定律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但只要認清其規律，在吸收“負熵”的同時，努力“做功”，從力量、意識、思想等層面加強“協同”，就能夠有效對抗“熵增”，實現“熵減”作戰，從而提升戰斗力，增大擊敗對手的概率。

換個視角看戰爭

■侯永波

去年，一部名為《信條》的電影在國內上映，讓觀眾大呼“燒腦”。電影中人類運用“逆熵”原理實現了時間的逆轉，在銀幕上展現出一種奇特的“時間鉗形攻擊”行動。從熵的“逆熵”再到時間逆轉，再到“熵減”作戰，可謂大開腦洞。

眾所周知，科學技術是推動戰爭形態演變的物質基礎和重要動力。相比于科學技術對武器裝備發展的牽引推動，其對人類思維方式的啟迪改變更為深刻和持久。這就啟示我們在加強現代科技特別是軍事高技術知識學習的同時，要不斷提升科技素養、創新思維模式，善于從技術發展的角度考察戰略戰術變化，豐富看問題的視角，拓寬搞研究的視野，在遵循科學規律的基礎上把腦洞開得再大些，為軍事理論創新插上隱形的翅膀。